由于心境不佳，胡适就跟着一班失意的革命党人“在昏天黑地里胡混”

，“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

。

而且这混还不是一般的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整日的大醉。”

[64]这样的混法，不免要沾染一些上海洋场的轻浮气。

胡适自我保护的防卫心向来颇重，而不被逼则很少有主动向人进攻之时。

但后来“暴得大名”

之初，自我收束便偶有不足。

如对林纾的主动进攻和对梁漱溟的批评，都不能算是防卫性的。

而且有时更稍露轻薄，与人论争时尤显。

这大约都与其沾染的洋场轻浮气不无关系。

1926年初胡适曾带他的老朋友根内特（lewisgant）去见识上海风月，结果被根氏痛斥。

根内特指出：“上海是个瘟疫区”

，胡适在那里必受腐蚀，他如果不离开上海，则将一事无成。

[65]根氏显然看出了上海对胡适的负面影响。

反之，胡适与这班穷朋友的接触，特别是他恰遇到比较讲究义气的四川湖南人为主的革命朋友，使他也领会了江湖义气的温暖。

四川同学但懋辛在胡适向他借钱时，自己也穷得叮当响，却能马上典当衣服来筹款借给胡适。

[66]这种朋友义气大约是胡适在这段“堕落”

期间从他那“一班浪漫的朋友”

中受到的最正面的影响，使胡适在十里洋场中并未完全消磨掉绩溪乡间带来的淳朴气息。

以后胡适在关键时刻，也颇能仗义解救朋友的危难，或者与这段时间的经历不无关系。

但这些革命朋友，对少年胡适的生活虽颇关照，对其思想成长却比较不那么关注。

在那段时间里，据说只有安徽同乡许怡荪经常劝告胡适继续读书上进。

胡适后来回忆说，他终因醉酒闹事而进了巡捕房后，突然醒悟，决心全力准备官费出国留学的考试。

实际上，胡适这段时间虽然偏于“率性”

，以至于掩盖了其“作圣”

的一面，但那一面却并未消失。

想出国留学的念头，就一直萦绕于胡适心头。

他在《竞业旬报》曾鼓励世人要“使祖国文学，一天光明一天。

不要卑鄙下贱去学几句爱皮细底，便稀奇得了不得。

那还算是人么？”

[67]但他自己则一直在下大功夫学英文，这是胡适徘徊于“率性”

和“作圣”

之间的典型双重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