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吾所自造之乡

胡适于1910年8月离沪，9月抵旧金山，休息两日后，乘火车到达康乃尔大学，入农学院。

胡适之所以选农学为专业，以及他后来的转专业，都有二哥的影响。

在胡适的心目中，二哥“是很有学问的，可惜早死了”

。

他出国前，“家兄特从东三省赶到上海为我送行，以家道中落，要我学铁路工程，或矿冶工程，他认为学了这些回来，可以复兴家业，并替国家振兴实业。

不要我学文学、中学，也不要学做官的政治法律，说这是没有用的。

当时我同许多人谈论这个问题。

以路矿都不感兴趣，为免辜负兄长的期望，决定选读农科，想做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

不过，这可能也并非全是二哥的意思。

胡适在考试前给母亲的信中，已说到如果考不取，则拟回上海学习“德、法文及各种高等科学，以为明年再举之计”

。

这里的“各种高等科学”

固然是为了考试，但是否也暗含着择业方向的可能性呢？[2]

周明之先生注意到，胡适在上海时就坚持学英文，提示了“当时的价值观”

，信然。

但他继而认为小胡适一度专心于算学是“中国文化吸引力的迅速减退”

这一“时代潮流”

的反映，似就太过；到后来说中国读书人多选自然科学为专业是其“不断深化的异化感”

的标志，也颇勉强。

因为胡适还在中国公学时即已放弃对算学的热情，但那几年的时代潮流却未见什么特别的变化。

而且胡适选农科为专业，在意识的层面是否有那么多层思虑的转弯，都是需要证明的。

近代中西新旧间的关系复杂，中国知识青年的向往科学，确有厌旧尊新之义。

但“异化”

的深浅，实因人而异。

许多人“异化”

的程度，其实也没有我们今日想象的那么深。

以那时人的见解，科学为中国所缺，而文科则中国尚强，至少也有余勇可贾。

留学本要学中国所无者，当然以自然科学为正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