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有点“转学癖”

，且素不重文凭。

他在上海就转了好几次学，无一毕业。

小有不如意，就要走路。

到美国后又思重来，胡适1911年6月17日致章希吕的信中，已提到“有去rnell之志，不知能实行否？”

不知因为什么，已对康乃尔不喜欢。

可知胡适对此校有某些不满意，很早就有转学校的念头。

如果成功，则至少在康乃尔又不会毕业。

后虽坚持到毕业并继续念研究院，终不能久留，到底还是转走了。

他在1915年3月22日给母亲的信和4月25日的日记中，都详细谈到演说过多之事，三年中演说已超过七十次，“得益之多，非言可罄；然荒废日力亦不少，故以后决意不再受演说之招矣”

。

那时大约已知停奖学金了。

那年7月11日胡适给母亲的信中，列举了七条转学的理由，其中有的显然是信口开河（如说“德国学生半年易一校”

），可知其转学确有不得不为之意。

7月下旬起，日记中已多离别之言，但并不说要走；要到8月21日，才说“余已决计往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一年”

。

胡适的日记本是写给人看的，所以不得意事常委婉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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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转学对胡适的学业未必真好。

胡适本来是只准备念两年博士班就毕业拿学位的，若留在康乃尔，并非不可能。

他虽因演说而丢掉了奖学金，但既然在康大入选全美优秀大学生联谊会，在该校终是一个已建立名声的学生，美国大学是颇重此点的。

到哥大则一切都要重来，特别是名声要重建，而他似乎也并未成功地树立起优等生的声誉。

且胡适在康校所修多为哲学史，正与其后来所做论文近。

他在哥大所修的课，好像有不少与他的论文关系不大。

胡适在哥大主修哲学，副修汉学，写出来的论文实则更多是在副修而不是在主修里，要一举通过，的确有些困难。

杜威的名头诚大，在那时肯定是压倒康大哲学系的。

但杜威并不做哲学史，大牌教授与一个只修过两门课、平时过从也不多的外国学生之间，不会有太多的思想交流。

既无名声，又乏交流，到校不过两年，突然送上一本对美国人来说简直几乎是史前时代的关于“化外之民”

的思想史研究，又怎能引起杜老先生的重视呢？胡适在其博士论文的序言中说，本文的“研究方法和主要的出发点，是与传统的中国学术截然不同的”

。

这种说法并不能说服洋人，尤其未必说服杜威。

因为他对“传统的中国学术”

既不了解，恐怕也没有多大兴趣。

其实博士论文是小事，关键是胡适这两年间大概没有读多少书。

胡适在转学时心已较花，旁骛确实太多。

他虽自解说转学是因在康大应酬多，实则在哥大应酬比在康大时更多。

胡适到哥大一年，自己统计收信999封，发信874封，平均每日要写两至三封信。

观其摘录在日记上的信件，许多都还相当长。

唐德刚先生注意到，胡适与陈衡哲通信五个月，便发出四十多封信；在哥大读书将近两年期间，给韦莲司的信有一百多封，而与另一洋女子瘦琴女士通信也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