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这次专业的最后确定，部分是受女友韦莲司的影响。

那天他显然和韦女士有严肃的细谈，第二天胡适即给韦女士去信，感谢她在关键时刻像舵手一样矫正了自己的发展方向，而且也只有她能做到这一点。

他在信中承认，本已意识到自己骛外太甚，正拟纠正，结果那年初的中日交涉事件“把一切都搅乱了”

。

胡适再次表示决心按女士所说的去做。

也就是头一天两人相约的，“各专心致志与吾二人所择之事业，以全力为之，期于有成。”

[30]欲为国人导师，是典型的“作圣”

观念；但限于竭吾所能，为吾所能为，又是“率性”

了。

胡适此时仍存“作圣”

之想，但已在往“率性”

方向移动。

而且，专心致志于自己所择之业上并能有成，是在“率性”

的方向上“作圣”

，鱼与熊掌俱得的取向已被胡适逐渐“系统化”

了。

不过胡适并不能完全做到专心于自己所择之业。

他后来借以“暴得大名”

的文学改良（革命）论，就是他没能屏绝的许多事中的一件。

观其后来，可以说胡适的职业取舍虽然已有，心里仍是终生徘徊未定。

他对自己究竟“在搞些什么”

，晚年也说“还不知道”

。

他每劝年轻人择业要依自己的兴趣，却又常鼓励人选学理科而不要学文科，[31]可知仍游移于“率性”

和“作圣”

之间。

在胡适有意识的层面，他随时都在注意自己博而不精的弊病；但在其无意识的层面，实际上仍偏于往博大一面发展。

这既因为胡适天生有点反叛精神，专精一门可能觉得太受限制，即他所说的“无有生趣”

；同时，胡适聪明而胆大，在新领域容易有突破，所以常常开了风气就转向新的方面，就像他读书爱转学一样。

这种在求学上既要专精又要顾及“生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