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初，胡适大约将此观点告知他二哥，并主张“中国须［第］三次革命”

，结果遭到二哥痛斥，说他“丧心病狂”

。

时值中日“二十一条”

交涉，北京政府的民众支持率正高。

二哥在4月22日回信中告诉他，革命党人在国内很不得人心，要胡适在思想上“痛与绝之，一意力学。

否则为彼所染，适以自陷”

。

此后胡适的政治态度有明显修正。

在1915年一篇题为《中国与民主》的文章和1916年给韦莲司父女的信中，他认为革命是进化过程中的必要阶段，而他对中国的革命党人也确实同情，但并不赞成当下即起一个革命，因为中国还没有造好政府的必要条件。

胡适并不像革命党人那样担心袁世凯称帝的问题。

他指出，在中人以下者的心目中，“名”

是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

“广大的中国青年一代虽然并不确切了解共和是怎么回事，却长期怀有共和的梦想。”

在胡适看来，帝制派虽也爱国，但他们和袁一样都属于过去，其所作所为对“少年中国”

的进程不会有什么影响。

“少年中国一直为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而努力奋斗；少年中国信奉民主，它相信获得民主的惟一途径就是实行民主。”

[3]这里已经出现了胡适以后公开谈政治的基本要素：他坚持共和，主张以实行民主来获得民主；如果有必要，胡适也能容忍革命，但前提是要有造一个好政府的条件。

换言之，胡适认为，中国的救亡不论是采革命还是改良的取向，首先都必须有可以革命或改良的基础。

这就是他爱说的要为中国造不亡的远因。

胡适这个思想的一个来源，大概是他的老师马君武在约1906年的《别中国公学学生》一诗中号召大家的：“合力救亡国，发心造远因。”

[4]其根本基础则是胡适在前引澄衷学堂时写的文章中已表达出的从兵、学、财多角度全面竞争的民族主义思想。

那时他就特别指出当时人读《天演论》侧重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

，也就是民族竞争的思想。

胡适也是那些他希望在民族危机下能“投袂奋兴”

的人中间的一个。

国耻既因“学不能竞”

，同时也表现于学子“无学”

，他终于基本接受辛亥革命前读书人的观念，认为民族竞争最终是落实在“学战”

之上，故在这方面下功夫最深。

而他找到的“最后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