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胡适把日本以岛夷称雄看成中国人之大耻表明他仍是从文化上思考这个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胡适一直持一种文化的国耻观。

还在《竞业旬报》时期，他已指出“国是人人都要爱的，爱国是人人本分之事”

。

又说：“男子首宜爱国，方为尽分。”

《竞业旬报》的五条宗旨之一就是“要爱我们的祖国”

。

胡适更强调指出：“爱国的人，第一件要保存祖国的光荣历史，不可忘记。

忘记了自己祖国的历史，便处处卑鄙龌龊，甘心作人家的牛马奴隶了。

你看现在的人，把我们祖国的光荣历史忘记了，便甘心媚外，处处说外国人好，说中国人不好，哪里晓得他们祖宗原是很光荣的，不过到了如今，生生地，给这班不争气的子孙糟蹋了。”

[10]

胡适到美国不久，参加了一次中国学生基督教会的夏令营，其中一天的讨论题目是“孔教之效果”

，由传教士李佳白主讲。

言孔教而由美国人主讲，在胡适已觉是“一耻”

。

会后，有名为比奇（beach，不知是否即曾在山东传教的毕海澜harlanpbeach）者说，中国学生“今日有大患，即无人研求旧学”

。

比奇又“大称朱子之功”

。

胡适闻之，“如芒在背”

。

这是胡适后来以国无大学为国耻的先声。

几年后，他仍感慨地说，他所遇欧洲学生，无论何国之人，“皆深知其国之历史政治，通晓其国之文学”

。

只有中国和美国的学生，才“懵然于其祖国之文明历史政治”

。

他对于中国学生没有几人能通晓中国文化传统，深以为“可耻”

。

[11]

胡适对欧洲学生的认知，或不免有误解夸大处。

因为他自己那时除较知欧洲之文学外，并不太知其历史政治，实无从判断别人是否“深知”

，想来遇到胆大敢说者即以为是深知了。

而美国大学生，胡适见得多，而且一向不太看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