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14年夏，即前述胡适思想有所转变之时，他的世界主义思想也有变化。

那年5月，康大学生对“吾国，是耶非耶，终吾国”

（yuntry，rightorwrong，yuntry）这个观念进行讨论，胡适以为此意为“但论国界，不论是非”

，写信给登载此言的该城报纸批驳之。

胡适指出，这实际是一种双重道德标准，即在国内实行一种标准，在国际又实行另一种标准。

他认为这是一种“极端之国家主义”

。

此信得到前校长夫人的赞许（其实可能是客气话）。

胡适大概很受鼓励。

两个月后，他又将此作为“狭义爱国心之代表”

纳入他关于“大同”

的演说。

这一次就先后遇到两个人告诉他，其实他的理解是片面的。

胡适演说刚完，就有某夫人对他说，那句话不一定理解成“吾国所行即有非理，吾亦以为是”

；而更多是“无论吾国所为是耶非耶，吾终不忍不爱之”

的意思。

次日，也听了胡适演说的一位英文教授告诉他，那句话的意思的确可有多解，但其本意是“父母之邦，虽有不义，不忍终弃”

。

胡适表示同意此二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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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胡适心里并未全通。

他以为，“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是非之心能胜爱国之心否”

，是另一问题。

胡适引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的话，指出人皆有私心。

“吾亦未尝无私，吾所谓‘执笔报国’之说，何尝不时时为宗国讳也。”

胡适说，他“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也；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也”

。

胡适的意思，他对中国是有所隐有所不隐。

但其举例皆用中外关系史事，提示了他颇为含蓄的言外之意：他的双重标准说其实是指西方言。

他在第一篇文章里就说，道德标准不应对国人是一种，对他国之人或化外之人（outlandishpeople）又是一种。

那英文的“化外之人”

，正白人称殖民地人之语也。

这也就是章太炎指责“始创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即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