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进一步揭示了胡适的世界主义或大同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成分。

胡适就“人群之推广”

指出：“自一家而至一族一乡，自一乡而至一邑一国。”

这正是西人论民族主义起源最常说的话。

但胡适意不止此。

他说：“今人至于国而止，不知国之外更有人类，更有世界，稍进一步，即跻大同之域。”

所以，“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

也就是斯密斯（goldsith）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

。

重要的是人类不仅仅是一团体，而且是一目的，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在这里特别明显（康德和格林均同）。

这样，胡适就把中国“道高于国”

的传统观念与现代自由主义的准则结合起来，构成了他以“世界的国家主义”

为核心的大同学说。

三祖国：你如何爱他

胡适知道爱国与爱主义有时会矛盾，他持和平主义的德国朋友墨茨，欧战起而不愿从军，就远避他国。

胡适说他“非不爱国也，其爱国之心不如其爱主义之心之切也，其爱德国也，不如其爱人道之笃也”

。

但胡适也指出这正体现了墨茨只能是一个“理想家”

。

如果不能鱼与熊掌兼得之时，胡适自己究竟爱那样更甚，用他的话说，要等到国家危难时才知。

他在1916年9月作的白话诗《他》中说：“你心里爱他，莫说不爱他。

要看你爱他，且等人害他。

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对他？倘有人爱他，更如何待他？”

日记中说是因东方消息不佳而做此自调，并加注说：“或问忧国何须自解，更何须自调。

答曰：因我自命为‘世界公民’，不持狭义的国家主义，尤不屑为感情的‘爱国者’故。”

可知其虽自命为世界公民，大致也像当年自命为新人物一样，并不能完全认同理想上的世界主义。

同时，也可知胡适虽爱国而有时做得像不爱，但发誓祖国有难时将体现其爱；最后更暗示若有别人爱，则自己或者宁可做些看上去不怎么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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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看来，这里面还有一些细微的区别：一个是心与行动的区别，心可甚爱，行动则不必一定参与。

一个是参与是否能改变局势的区别，如果不能，则如他的好友许怡荪眼中高卧南阳的诸葛亮：“诚知爱莫能助，不如存养待时而动。”

所谓待时而动，就是参与能改变局势的时候，就要动。

后来抗日战争起，胡适觉得他能起作用，也就参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