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问道：“今人皆知国防之不可缓，然何谓国防乎？”

在他看来，即使中国的海陆军与日本并驾甚至超过日本，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日本有盟国，盟国还有与国。

想以增军备救中国之亡者，“其心未尝不可嘉”

，但行不通。

即使日本和欧洲国家二十年不发展，中国之军力也不可能在此期间达到与之为敌的地步。

所以，增军备不是根本之计。

“根本之计，在于增进世界各国之人道主义。”

以目前言，中国所能做的就是以个人和国家的名义，“斥西方强权主义之非人道，非耶教之道”

；同时“极力提倡和平之说，与美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

。

如果国际道德“进化”

到重“不争”

的“人择”

程度，中国也就有了和平。

胡适敏锐地认识到日本的行为是以“西方强权主义”

为思想武器的。

他在下意识中也已暗示先秦中国思想实较当时的欧洲还更“进化”

，但这一观念似乎始终未能到达意识的层面。

而且，胡适的这些观念不论有多么正确，他的解决之道也太多未知数：日本肯停下其行动来听中国讲人道和公理吗？美国愿意并能够与中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

吗？后来的史实证明胡适方案中这主要的两点都是空想。

胡适认为远东局势的最后解决一定要建立在中日的相互理解与合作之上，但相互理解与合作绝非一方以武力征服另一方所能产生。

[30]他在30年代重申此观点时，进一步指出日本要征服中国不能靠武力，而必须征服中国人的心。

结果引起舆论大哗，为各方人士痛诟。

其实胡适心灵深处，仍有黄白种争的思想；他在30年代写文章时心里想的，应该也就是中日的相互理解与合作而已。

但他的日记那时还未出版，一般人也没有读到他早年写的东西，在日本侵略正急之时，当然不会想到胡适言外的深意了。

关键在于，虽然相当多的日本人也公开主张或心中暗存黄白种争的思想，他们却并无中日合作的念头，反而以黄白种争的观念来为其征服中国正名：中国既然已败弱，日本就必须负起这一斗争中黄种方面的绝对领导责任。

胡适与日本人的出发点不无共同之处，但他的方案的确只能是空想。

胡适对美国更是寄予厚望。

他一向不喜欢拿破仑把中国比作睡狮，而主张不如比作等待爱情之吻的睡美人，并希望美国能充当那吻美人的角色。

[31]但是，美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之时，首先要考虑其实际的利益及其能力的范围。

当与其利益一致时，美国是可能愿意与中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