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知其信不会受欢迎，结尾时特地提醒说，要骂我之前请先细读我书。

结果如他所料，这封公开信激起了许多留学生对他猛烈攻击。

也如他所料，并没有多少人细读他的信。

大家的批判集中于他的态度而不是信的内容，总的精神是大家认为他不够爱国。

不过也有一些批评颇能击中胡适的要害。

一位学生批评说：“一旦日本控制了中国，则要驱逐他们势必使用武力”

；而且，“去使中国起死回生要远比在日本入侵之前进行抵抗要困难得多。”

另一位学生虽然接受学生的本分是读书学习，但他也提醒胡适，一个国民有责任在国家陷入危机时去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胡适的确早就在思考一个“真正的最后解决”

。

他以为那不能是对日作战，因为中国的军力不足以战；他也知道那不能是像袁世凯政府正在进行的那样将中日问题国际化以寻求列强的支持。

“真正的最后解决必须往其他方面探寻——他远较吾人今日所猜想者更为深奥。

余亦不知其在何处；余只知其不在何处。”

[34]

实际上，胡适是有意不“逐诸少年之后”

而“作骇人之壮语”

，以体现其特立独行之处。

胡适后天修养使他颇能折衷，天性却不喜调和。

他以为，“调和者，苟且迁就之谓也。”

张奚若曾对胡适说：“凡人之情，自趋于迁就折衷一方面。

有非常之人出，而后敢独立直行，无所低徊瞻顾。

如此，犹恐不能胜人性迁就苟且之趋势。

若吾辈自命狂狷者亦随波逐流，则天下事安可为耶？”

胡适以为，“此言甚痛，为吾所欲言而不能言。”

[35]胡适一向推赞其女友韦莲司的“狂狷”

，原来他自己也是“自命狂狷者”

中的一个，则其在韦女士那里，或者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就是他“率性”

的一面了。

胡适下意识中颇欣赏自己少时的“先生”

认同和读大学二年级时同学所赠的“博士”

绰号，在四十岁写中英文自传时犹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