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是教会的礼拜日，胡适在本城的长老会教堂以“基督教在中国的机会”

为题发表演说，到耶教的本垒去攻击耶教在中国的传播。

胡适再次援用他的“双重标准”

理论，指斥传教士只有在处理国内事务时才称得上基督徒，一旦进入国际事务，他们都不复是基督徒了。

他说，现在那些基督教国家实际上只认暴力为权威，置弱小国家的权益于不顾，并将国家获利、商业所得和领土掠夺置于公平正义之上。

一句话，胡适宣布：“今日的［西方］文明不是建立在基督教的爱和正义的理想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弱肉强食的准则——强权就是公理的准则之上！”

这是胡适对西方文明最激烈的攻击，其背后隐伏的，就是中日交涉给他带来的不安和激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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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并直接指出，当年德国夺取胶州湾和法国侵占广州湾，都是以一两个传教士被杀害为借口。

也就是说，个别传教士的死早已成为所谓基督教国家进行领土掠夺的理由。

这仍是章太炎指出的，始创自由平等之人却对他人不取自由平等的意思。

但是，当胡适提出这些基督教国家的行为应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负责时，他的意思实际上已比章太炎进了一步：如果西方不以自由平等待中国，则中国也可以不以自由平等待西方。

义和团运动本是近代所有中外冲突中胡适最感不能为中国辩护者，但现在他已认为西方也要为此负一部分责任了。

1914年9月，土耳其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

胡适见此消息，“不禁面红耳热，为吾国愧也！”

土耳其政府本来一直要与列强谈判解决此问题，而列强则要先观察土耳其政府能否维持治安，并以此为由拖延谈判。

结果土政府乘欧战之机，一举废除之，“不复与列强为无效之谈判矣”

。

[40]胡适的口气是明显同情支持土耳其方面的。

他当然更希望中国也能这样做。

这才是胡适民族主义真情的体现。

胡适之所以不能在意识的层面完全接受民族主义，是因为他觉得民族主义在理论上有讲不通的地方。

胡适给自己下的一个定义是“行文颇大胆，苦思欲到底”

。

他还有个法宝，有时思不到底时便“展缓判断”

。

1914年1月下旬，胡适自称近来颇以“有倡以孔教为国教者”

一事“萦心”

。

其实这是他为康大基督教青年会所请，要在“宗教之比较研究”

系列讲演中担任“中国古代之国教”

“孔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