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已在考虑固有文明的沦亡和输入文明的收受问题，识见确高于时人。

但他在“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

的时候，却可以置祖国目下是否即亡于不问，逻辑上多少有些问题。

约略同时陈独秀因痛疾而倡言“国不足爱，国亡不足惧”

；章士钊提出“故知吾国即亡，而收拾民族之责仍然不了”

；一向主张推动长远之社会教育的梁启超也说：“虽国亡后，而社会教育犹不可以已。

亡而存之，舍此无道也。”

[44]胡适见此文，觉“其言甚与吾意合”

。

因为梁也在讲“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

更与胡适意思接近的，是梁也在考虑国亡之后的存国之道。

那时回国不久的留美学生许肇南给胡适写信说：“在理，以吾国现在人心社会，若不亡国，亦非天理。”

许氏据因果相寻之理以为，中国人“造孽太久”

而不易解脱，“欲扬眉吐气，为强国之民”

，要在好几代人之后了。

现在只有像曾国藩所说，“不问收获，且问耕耘”

，尽自己责任，“一息尚存，亦努力造因而已”

。

这些观念，后来胡适都爱挂在口上。

他在几天之后，即已发展出所谓“活马做死马医”

的观点。

胡适也认为，中国当时国事败坏已达“不可收拾”

的程度，小修小补已不能收效。

必须“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努力造因，庶犹有死灰复燃之一日”

。

这里的“死灰复燃”

，即是把中国视为已亡。

胡适的理由是，对活马常不忍下手，姑息苟安的结果是“终于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