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也曾用他的进化文学观来解释西方文学史。

他在论三百年来戏剧的进步时说，莎士比亚只有在当日才可算是“一代的圣手”

，以今日的标准言，“实远不如近代的戏剧家”

。

胡适认为《奥赛罗》只是一部近代大家决不做的“丑戏”

。

《哈姆雷特》也“实在看不出什么好处来”

。

胡的评判基础，就在于他对戏剧以至文学有一根本的衡量标准，即19世纪的写实主义（今译现实主义）。

依此去看，以前的戏剧都不足论。

不过，胡适的进化文学观又不是完全彻底的。

他对西方后起的文学流派也不十分欣赏。

据此，他对民初中国那些以为写实主义已过时，说什么“今日的新文学应该谈‘新浪漫主义’了”

的新人物，也只视为不可救药的“妄人”

。

这有可能是因为他看不懂新派艺术作品：留学时曾看过一次，虽由韦莲司解释，终不甚了了；晚年仍说“大部分的抽象派和印象派的诗和画，都是自欺欺人的东西”

。

[5]更可能是他认为中国的进化落后于西方，现在还没有到写实主义的阶段，当然也就不应率尔越级跳入“新浪漫主义”

阶段。

这样的中西文学史观，不论在当时和现在，都要算是非常能“独辟蹊径”

了。

而有意识地“另辟蹊径”

正是胡适文学史观的又一大特色。

胡适曾把他自己也说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白话文学史视为“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

。

这样一刀“截断众流”

，置以前的文学于“边缘”

地位，只有在进化文学史观武装下才有可能。

但这还只是“竖断”

，胡适还有更大胆的“横断”

。

他说，中国文学史上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不该向那‘古文传统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