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胡适与其朋友就文学革命的辩论内容，几乎每一本有关胡适的书都所述甚详。

[15]本书就不必重复了。

主要的分歧，就在于胡适认为可以用作文的方法做诗；因古文已成“死文字”

，故可以用白话入诗，进而到完全用白话做诗。

双方辩论不休，“愈辩则牵涉愈多。

我的朋友们愈辩愈保守；我也就愈辩愈激进了”

。

可知辩论双方，可能都有为取胜而强化立场的倾向。

如胡适最强硬的对手、因辩论而几至绝交的梅光迪所说：足下“自居宗师，不容他人有置喙之余地矣。

夫人之好胜，谁不如足下？足下以强硬来，弟自当以强硬往。

处今日‘天演’之世，理固宜然”

。

不过，大体是胡适“激进化”

的程度超过他的朋友们“保守化”

的程度。

实际上，梅氏就并不反对文学革命，他自己在这封信中就也提出四项大纲作为他的文学革命的具体主张。

[16]

胡适在送梅光迪往哈佛的诗中，有广为引用的几句：“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棰。

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

这里胡适第一次点出了“文学革命”

四字。

但胡适这里要“鞭笞驱除”

的鬼是中国的鬼，可是任鸿隽戏和其诗，挖苦胡适的“文学革命”

不过就是将外国人名音译入诗；并将这些音译字集在一起，也说是“鞭笞一车鬼”

，但特别注明此鬼乃“洋鬼子之鬼”

，意思遂一大转。

胡适似乎并未读出他和任鸿隽两人取向的差异，这是他将要走上反传统路径的先声，只是还没有到“有意”

的层面。

但胡适知道任是在挖苦他。

他虽强作不知其究竟是“知我乎？罪我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