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以前的人提倡白话，是为引车卖浆者流说法，是要去“启”

别人的“蒙”

。

启蒙者自身，既然不“蒙”

，自然可不用白话。

所以一般的士大夫，完全可以置之不理。

那被“启”

的“蒙者”

一边，自己是否承认被“蒙”

，或其承认的“蒙”

是怎样一种“蒙”

（很可能只承认不识字而被“蒙”

却并非是不知新知识那样的“蒙”

），及其是否想要或愿意其“蒙”

被“启”

，恐怕都是要打个很大的问号的。

但这不是我们这里能讨论的问题。

[27]今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是为士大夫自身说法，是要“启蒙”

者先启自己的“蒙”

，这就与以前有根本的区别了。

可以做古文的士大夫自己，包括留学生，当然不会赞成；后者尤其反对得厉害。

正因为如此，胡适的白话文主张在美国留学生圈内才几乎完全得不到支持。

后来文学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最有力的反对者，仍是留学生，这一点后面还要论及。

另一方面，民国初年那些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的边缘知识青年，当然就要拥护白话文运动了。

前引陈独秀所说的文学革命社会背景，若仔细观察，实际上就只限于向往变成精英的城镇边缘知识青年或知识青年，真正通俗小说（未必白话）的读者群是不同的（详后）。

民国初年的中国有一班不中不西，中学和西学的训练都不够系统，但又初通文墨、能读报纸之辈，因科举的废除已不能居乡村走耕读仕进之路，在城市又缺乏“上进”

甚至谋生的本领，既不能为桐城之文、同光之诗而为遗老所容纳，又不会做“八行书”

以进入衙门或做漂亮骈文以为军阀起草通电，更无资本和学力去修习西人的“蟹行文字”

从而进入留学精英群体，但其对社会承认的期望却不比上述任何一类人差。

他们身处新兴的城市与衰落的乡村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两头不沾边也两头都不能认同——实际上当然希望认同于城市和精英一边而不太为其所接受。

从基层奋斗到上层的胡适是非常理解这种希望走近上层社会的心态的。

他在后来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

中说：“小孩子学一种文字，是为他们长大时用的；他们若知道社会的‘上等人’全瞧不起那种文字，全不用那种文字来著书立说，也不用那种文字来求功名富贵，他们决不肯去学，他们学了就永远走不进‘上等’社会了！”

[28]像孔子一样，胡适希望能够向学的人都有走进上等社会的机会，所以他特别注重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关联。

他刚从美国回来时就注意到：“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

这都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

[29]且不管胡适所说的原因是否对，城市社会对此类中学生的需要有限是事实。

胡适写那篇文章的口气，似乎尚未有意识地把这些人当作“我们”

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