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说：“天下古今多少社会革新家大概多有头脑简单的特性；头脑太细密的人，顾前顾后，顾此顾彼，决不配作革命家。”

胡适自己确实当得起“头脑细密，顾前顾后”

这几个字。

但他的性格又有反叛的一面，提倡怀疑，讲究“率性”

，喜欢立异，且因少年以来的成功而自信心特别强，结果是“旁逸斜出”

的胆子比大多数人都要大；更由于从小养成的防卫心态，遇压力就反弹，压力越大，反弹越强。

所以胡适头脑并不简单却具备了头脑简单的社会革新家的许多功能性特征，两难之局在胡适身上竟能杂糅，发难搞革命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胡适终因头脑太细密，又要自我保护，鉴于在美国遭大家反对的经验，为了怕守旧派的反对，在写成文章发表时，故意委婉出之，不说文学革命而说是什么“文学改良刍议”

。

[31]这说明胡适对当时国内情形的了解尚有误差。

但其主张正适应了国内一大社群的需要，结果不仅未遇到反对，简直还大受欢迎。

对胡适来说，没有压力，便不会反弹。

因为他原本就预想白话文运动“总得有二十五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

才能成功。

眼看革命就要真的变成改良时，恰遇到陈独秀大张旗鼓的支持。

从这个角度看，胡适与陈独秀的配合就更有意义了。

陈是身与清末革命之人，胡则只是同情和间接参与；我们虽不能说陈的头脑简单，但其不容人反对的革命性确比胡强不知多少倍。

正如胡适自己说的，当年他的态度太和平持重，“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

。

两人不仅在态度的激进与稳重上互补，而且，如余英时师指出的“胡适对中西学术思想的大关键处所见较陈独秀为亲切”

，而陈则“观察力敏锐，很快地便把捉到了中国现代化的重点所在”

，故能提出“民主”

与“科学”

的口号。

[32]两人的协作，真是文学革命的天作之合。

但是，胡陈合作的意义远不止此。

它还意味着留美学生与国内思想言说的衔接。

民初的中国，不仅存在知识精英与一般平民疏离的现象，而且还有自晚清以来西洋留学生与国内思想言说的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