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造成了文学革命诸人难以自拔的困境：既要面向大众，又不想追随大众，更要指导大众。

任鸿隽、梅光迪、林纾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这一点的。

梅氏以为，如用白话，“则村农伧父皆是诗人”

。

任鸿隽有同感，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假定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京调高腔。”

[37]而林纾则对“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

这种潜在可能性深以为戒。

在这一点上，旧派比新派更具自我完善性。

传统的士大夫的社会角色本来就是一身而兼楷模与裁判的，分配给大众的社会角色是追随；追随得是否对，仍由士大夫裁定。

两造的区分简明，功能清晰。

但对民初的知识人——特别是有意面向大众的知识人——来说，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所有这些士大夫的功能，现代知识人似乎都不准备放弃；但他们同时却又以面向大众为宗旨。

这里面多少有些矛盾。

关键在于大众如果真的“觉醒”

，自己要当裁判时，知识人怎样因应。

假如稗贩不再是“可用为教授”

，而竟然“思出其位”

，主动就要做教授，那又怎么办？林纾已虑及此，新文化人却还没来得及思考这一问题。

过去研究五四之前的文学革命，虽然都指出其各种不足，但一般尚承认其在推广白话文即在试图“与一般人生出交涉”

方面的努力和成功。

其实恰恰在这一点上，文学革命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

胡适自称：“在短短的数年之内，那些［白话］长短篇小说已经被正式接受了。”

[38]但在几年内最先接受白话者竟然包括素称落后的北洋政府，它在1920年就规定小学课本使用白话文。

而最接近“引车卖浆者流”

的读者反而在相当时期内并不十分欣赏白话文学作品，张恨水就同样用古文写小说而能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广泛流行，而且张氏写的恰是面向下层的通俗小说。

这很能说明文学革命在白话方面的“成功”

其实还应做进一步的分析。

如果从销售的数量言，二三十年代文言小说恐怕不在白话小说之下。

美国学者林培瑞已做了很大努力去证实是哪些人在读文言小说，哪些人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鸳鸯蝴蝶派”

早已生出交涉的“一般人”

。

[39]

不过，文言小说在相当时期里的风行虽然可用统计数字证明，文学革命诸人自己的确没有认识到，恐怕也不会承认，他们在“与一般人生出交涉”

方面竟然成功有限。

很简单，他们自己的文学作品也确实很能卖，同样是不断地再版。

这就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文学革命者们到底与什么样的“一般人”

生出了交涉呢？或者说，究竟是谁在读文学革命者的作品呢？后来的事实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接受白话小说者只是特定的一部分人。

他们中许多是从林译文言小说的读者群中转过来的，有的更成了后来的作者（如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