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暗示，文学革命的成功与中国当时社会思想的激进化有关。

因为北京“那个守旧政府教育部”

竟然在1920年便明令小学要从当年起在三年内全部使用白话教材，到1923年，中学国文课本也采用国语。

这远远超出了胡适以为文学革命“总得有二十五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

才能成功的预想。

[41]如果以“守旧”

著称的北京政府尚且如此趋新，其余方面的激进自不难想见。

当着文学革命走向文化运动之时，中国的激进化又有增无减，整个场面就更加不会平静了。

三激进中的新文化运动

胡适回国本意是要搞建设，他在回国前曾说：“吾数月以来，但安排归去后之建设事业，以为破坏事业，已粗粗就绪，可不须吾与闻矣。”

但到临动身前，他又发现国内局势不佳，南北分立，“时势似不许我归来作建设事”

。

胡适担心他有可能根本去不了北京。

“此一扰乱乃使我尽掷弃吾数月来之筹画，思之怅然。”

[42]不过，这最多不能建设，离破坏应还有相当的距离。

后来事实证明胡适不但到了北京，而且居于很能建设的地位，他倡导的文学革命也强调其建设性，但实际却很快走向破坏，这大约也可算是“不得已而做出违反其本意的非常行为”

。

但这是为什么？又是“为环境所迫”

吗？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应可深化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

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

至少有以下六点：中国正在激进化的大潮中；社会变化造成的士与知识人社会角色的异同；作为接收者的边缘知识青年要起作用，波及精英；启蒙就要破坏；传教士的角色认定使胡必须批判；由此产生的不容忍“愚蠢”

。

下文即从这些方面来考察新文化运动中的胡适。

近代中国在思想一方面，确是以不断激进化为主流。

中国人的激进在与外国人比较中体现得最明显。

留美学生可以说是中国人中最不激进者。

但胡适观察到，康大世界学生会在1912年10月搞摹拟投票选举美国总统时，温和派之塔夫脱，就没有一个中国人投票。

中国学生基本是选威尔逊和罗斯福者各半，两氏在那时“皆急进派也”

。

更有甚者，全会中“举社会党者共二人，皆吾国人也；此则极端之急进派，又可想人心之趋向也”

。

[43]留美学生如此，余人不难想见。

因为思想的激进，在社会一方面，也曾形成“新的崇拜”

，社会变动的上升几乎到了唯新是尚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