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通常只需要少数特立独行之士，若人人都“屹然当横流”

，则社会不复能有相对持续一段时间的“大潮”

，一般人也无法随之漂泛。

众无所趋，就只有成一片乱象了（只能维持很短一段时间的大潮，如章太炎所说的“因盛雨而成横潦”

，转眼即逝，也只会加剧乱象）。

实际上，也只有具相当根基和学养者，才可以去求本。

若人人求本，而又无学养上的准备，结果只能是本没有求到，枝叶也丢掉了。

当然，枝叶的寻求，同样需要相当的根基和具体的学业准备。

近代中国之人，讲制造时人人都在讲制造，眼看有了一点做事的气象，为真正的实业打下一点基础，却忽然大家都一转，去谈什么“西政为要”

的西学，不复有人再讲制造，那好不容易造成的一点基础也就付之东流了。

结果只剩下少数人坚持搞制造，那本应是大多数人求的枝叶，竟然成了少数特立独行之人在做，本末至少在分工上是倒过来了。

所以，与近代中国的激进化相表里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都在一窝蜂似地“寻本”

（即使讲制造之时，也是都以为在讲求富强之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倒是还留在那里讲求前次之“本”

者，反成了少数特立独行之士了。

而一开始大声疾呼不要都去求末而忘了本的另一类少数特立独行之士，也常因更新的“本”

又被发现而落在大众之后，旋即成了群众的尾巴。

以后的情形大体类似，到民国初年大家都讲究文化时，讲西政又不时兴，这正是北洋政府能屡次停开或废黜国会的思想大语境。

而且国会废了也没有几个人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一则大家对北洋本无多少期望，更主要的还是都去寻求“更加根本的”

文化，以为把根本解决了，政治也自然会好起来，还是想毕其功于一役。

我们看民初痛惜国会不存的几个人，多半是已“落伍”

的什么“派”

，找不到多少追随者。

这个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读书人的共相。

这也反映了从士转化为知识人那一代人在身份转换时的某种困境。

士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对于眼前的国是，必须有以因应。

知识人则相对要超然一些，对政治可议而不参，也可视而不见，待在象牙塔里完全不议。

前者是新文化运动诸人所一意提倡，后者虽被鲁迅视为“新思想中了‘老法子’的计”

，但确实是五四之后几年间许多知识人“自己愿意”

的。

[57]问题在于，读书人在社会意义上从士转化为知识人似乎比其心态的转变要来得彻底。

或者说，士与知识人在社会意义上似乎已截然两分，在思想上却仍蝉联而未断离。

民初的知识人虽然有意识要起新的社会作用，扮演新型的社会角色，其心态却在无意识中仍传承了士对国是的当下关怀。

身已新而心尚旧（有意识要新而无意识仍旧），是民初知识人的许多行为在今人看来充满“矛盾”

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其不全为时人所理解接受的一个根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