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持个人形象的完整，胡适被迫做出许多调整。

结果他的行为每与其在留学时立下的志愿不甚吻合，特别是留学时较强的民族主义被压抑到最低点（但也只是压抑而已，此情绪仍存在于其胸中，有触动就要发作）。

例如，胡适本强调知历史而后能爱国，在其文学革命的“誓诗”

中，原来是要“收他臭腐，还我神奇”

，以昌明正宗的国学；后来却不得不以“整理国故”

出之，更不得不对人诠释为是要“打鬼”

，一变为截然相反的“化神奇为臭腐”

。

[64]这样，胡适在给自己找到一个新的社会角色时，就再次增强了他“超我”

一面对“本我”

的压力，也就加剧了他内心的紧张。

胡适态度的这一根本转变，除了他那传教士角色的认定，就是国内环境的影响使然。

有此思想基础，主张容忍比自由更难得的胡适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任何事我都能容忍，只有愚蠢，我不能容忍。”

而且并非只有胡适如此。

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时，虽以兼容并包为宗旨，其实也不是完全兼容。

就像他在答林纾的信中所说，他就不容纳“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

。

蔡在北大所聘的旧派教授虽不少，却并不聘桐城派之人。

同样，讲究民主的陈独秀以为，“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自由也；倘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

，就不能“滥用此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

；对付之道，“唯有痛骂之一法”

。

[65]

问题在于，什么是“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

“愚蠢”

和“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

，并无一个悬在那里的客观标准。

也就是说，蔡元培实际上可以不兼容并包任何他以为是已被自然淘汰者；胡适可以不容忍所有他认为是愚蠢的事物；而陈独秀也可以痛骂一切他认为是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

这再次体现了受辛亥革命影响的革命心态和胡适爱说的“正义的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