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新文化诸人既然要找革命对象，就不能放过林纾。

读过一百多本林译小说的胡适即曾主动攻击林纾那篇主张古文不宜废的文章，其本身的古文就做得不通。

林纾在论古文不宜废时，曾老实地说“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

。

胡适据此指出：“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读他人之文，得其声调口吻。

读之烂熟，久之亦能仿效，却实不明其‘所以然’也。”

其实这未必是古文家不通处。

桐城派学习作文，本主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

。

由烂熟而能仿效，就是前一阶段。

林纾虽被视为桐城派的殿军，或者还未达后一层次，“能”

而不“大”

，也就说不出什么“所以然”

来。

这可能是桐城派式微的内因。

不过林氏只是桐城派以至“古文”

的一个载体。

据新文化人的观念，载体的高明与否，不应累及其所载之体以至所载之道。

陈独秀在1920年就讲到白话诗文质量不高是因作者“艺术不精”

和“真的白话文学年月还浅”

，与“白话文体本身没有关系”

。

[70]而他们却不能用同理来对待“古文”

，多半也是其“正义的火气”

太甚的缘故。

关于整个事件，这里不能详论。

无论如何，在一般人眼里，林纾是失败者。

郑振铎说，这次争论之后，在一般青年看来，林纾“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已完全动摇了”

。

郑想要给林氏“平反”

，于是指出林的“主张”

虽然失败，但不能“完全推倒他的在文坛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