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在当时也有与胡适类似的感觉。

他于1918年在重庆说：“六七年来所见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一国人物，未有可保五年之人，而中坚主干之位遂虚矣。”

关于政治与学术关系的中国传统观念，张之洞曾有典型的表述：“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由此看去，学术思想的空白不但是民初国无重心这一整体现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太炎自己的解释，是因为这些人物“不习历史，胸襟浅陋”

；所以其得势就如“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

，当然也就不能持久。

[4]太炎所说的历史是广义的，约略相当于今日所说的文化传统。

则国无重心正因为风云人物已不能把握中国文化传统。

但另一方面，太炎的话也提示了一种时势造英雄的意思。

清季民初社会政治都呈乱象，所以“盛雨”

频仍，“暴起一时”

的人物确实不少。

盛雨之下能否成潢潦，有时也不完全因个人的胸襟学养。

太炎自己的“历史”

知识，当世不作第二人想，但也只在清末革命时“暴起”

，民国建立后几年间，就不但没有成潢潦的迹象，反已有过时之虞。

唐德刚先生说，一个思想家的“思想”

一定要与现实的社会变动相配合，要主观客观“里应外合”

才能产生大的影响。

[5]但以“历史”

知识武装起来的太炎思想，那时似乎就与当下的社会变动和社会思潮“里应外合”

不起来。

太炎真正持久稳定的地位，还是在传统的主流学术界。

余英时师指出，五四前夕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仍然是儒家。

尽管儒学自晚清以来已受到西方观念和诸子学的强烈冲激，自身也因今古文之争而削弱，颇露摇摇欲坠之相；但大体而论，儒学的基本架构依然存在。

最重要的是，各挑战者本身都未能建立起足以威胁儒学的理论体系，其载体也未能构成有力的社会依托。

正因为如此，诸子学和西学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仍在相互声援。

[6]它们在学术上对儒学的打击，多半是假手儒生本身。

甚至可以说，实际打击儒学最厉害的，恰是经学领域内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的顶尖人物章太炎和康有为。

[7]

不过，余先生也指出，虽然在传统学人个人身上，儒家学理仍是他们的精神凭借和价值系统的基本源泉。

儒学作为一种维持政治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而言早在清末已开始破产。

民国成立以后，各种尊孔、祭孔以及正式奉儒学为国教的活动，其实都是儒家意识形态崩溃的反证。

“孔家店”

实已不打自倒。

但是，孔教问题不仅一度困扰远在美国的胡适，引起他的深思；同时也使陈独秀从“孔教问题喧呶于国中”

看出了“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

，将文学革命作为更大的思想革命的第一步，预示了新文化运动最后会归宿到全面性的反传统、反儒家的思想革命。

同时，从清季到民初的中国士人对国家民族的关怀也经历了一个由政治到文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