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谙西学并一直反对“中体西用”

观的翻译大家严复，本来就认为中西各有体用，老年仍持此基本观念，但在应用层面上，则有根本的转变。

以前他事实上是在主张实行全盘西化，但心中暗自希望西化虽不成，却可退而得到将中西学“合一炉而冶之”

的实际结果。

晚年严复主政北京大学时，肯定这一取向已成“虚言”

，继续下去只能是“终至于两亡”

。

所以，他打算把大学的经文两科合并为一，“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

，通过完全讲治旧学来“保持吾国四五千年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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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早年的严复所说的确是文化整体论，但他与西人要么拒斥要么接受的文化整体论有区别，认为文化不可分却可合，在实践层面与“中体西用”

观以文化可分论来寻求中西文化的会接还是相通的。

但严氏到晚年则进一步接受了西人的观念。

严的本意是要发展中国文化，既然文化不可分也不可合，中西结合之路走不通，当然只有回过头维系自己的文化传统，继续翻译西学也就失去了时代意义。

所以严复看上去的“保守”

实是他个人的进一步西化。

对严复这样真懂西学的人，西与新和中与旧之间并不像一般国人那样划了等号。

可是严只是特例，大多数人并不能理解他，也不曾跨出“中体西用”

的框架。

这样，胡适回国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思想典范所针对的时代问题尚在，而此一典范所能给出的解答却已被许多人认为不合时宜。

中国思想界急需却又未能产生出一个新典范来。

“盛雨”

欲来风满楼，时势造英雄的条件已经形成。

只等一个可以与此盛雨“里应外合”

之人来打开思想缺口，让人们心中激荡已久的问题和情绪得以宣泄而出。

既然像严复、章太炎和梁启超这样的学界巨擘已不能适应“盛雨”

欲来之前的满楼之风，而像马君武那样“负国中重望”

者又无意为做“国人之导师”

而预备或预备不足，就出现了学术思想的典范危机。

中坚主干之位既虚，就给原处边缘者，特别给像胡适这样在国中本无声望却长期坚持预备者提供了进取的机会。

青年胡适恰好在此时出现，终得以借盛雨而成潢潦，开新风气，树新典范，并形成了席卷一时的“新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