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中国既然不曾以科学精神经世，就产生出后来的种种不如人之处了。

所以胡适后来也不得不说“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的现状”

。

他向青年指出，学自然科学是“活路”

，钻故纸堆是“死路”

。

胡适也接受了他更尊西的朋友陈源的意见，要青年学生先在科学实验室里做出成绩，再来“一拳打倒顾亭林”

。

这又牵涉到胡适在选择学业上一贯的“率性”

与“作圣”

之间的紧张了。

但这肯定不完全是他的真意。

因为他晚年就支持唐德刚先生不要改行学理工科，而坚持学出路不甚好的历史。

所以他此时劝人离开故纸堆显然有“外国传教士”

的心态在起作用。

陈源说得好，“谁叫他给自己创造出一个特殊的地位呢”

？[14]胡适既然已成了特定的“胡适”

，他就不得不说那个“胡适”

应该说的话。

“超我”

的压力虽无形却甚大，尤其对胡适这样好名的人是如此。

同时，这里还有另一层意思。

既然整理国故已多成负面的“破坏”

工作，胡适就像辛亥革命者钟荣光一样，把学西方搞现代化的“建设”

工作让给下一代，而自己来承担破坏的事业。

中国的“建设事业”

就此又下移一代了。

不过，胡适的“本我”

也时时在与其“超我”

冲突。

他既要做“传教士”

，也不忘争取“学术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