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身份认同既然是“留学生”

，其所长当然应该在“外国学问”

。

胡适不开西洋哲学史这样的课，略知西学者如毛以亨就说他的“谦退是有足多的”

，言外之意即他开不出来。

但也始终有人寄希望于胡适。

后来胡适名声树立之后，哲学系一年级学生缪金源于1920年底写信给他，请他编一部《西洋哲学史大纲》，说北大的西洋哲学史课上所发的讲义，“编得和小说一样，固然很好，但稍嫌简陋”

。

缪氏在信中并明言：“我相信先生的程度，中国文学过于哲学，哲学过于英诗。”

虽对胡颇有期望，所言究竟有些不敬，而胡适此时恰在教英文诗一门课。

他虽是哲学教授，到北大的第一年，也被任为英文科（那时尚未设系）主任，所教功课实以英文为主。

北大对他的认知，于此可见一斑。

那时还在哥大留学的张奚若就大不以为然地说：“堂堂大学，尚须哲学教习代授英文，其幼稚情景可想而知。”

结果，也有人认为胡适所长就只在英文。

1919年3月，清华学校毕业生刘子纯就对吴虞说：“胡适以英文译《孟［墨？］子》得博士学位。”

毛、缪、刘皆当时的学生辈，可知胡适在北大一开始口碑确实不算佳。

另一个与胡适不甚相得的北大学生冯友兰更回忆说：我们学生中间有人说“胡适胆大脸厚”

。

[19]

胡适归国时，全北大没有一个博士，他虽还不曾领得学位证书，却提前使用了博士头衔。

唐德刚先生说，民初的“中国士大夫被洋人吓昏了头，对自己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信心”

，所以洋学位确足以吓人。

同样，胡适对别人视他为“古文家”

绝对不承认。

他不仅不喜欢汉儒，而且自认使用的是“科学方法”

，非汉儒之所能。

但对于蔡元培为他的书写序说他是古文家绩溪胡氏的后裔，却默不作声，直到50年代搞口述自传时，才“顺便”

纠正这个错误。

如果说蔡序胡适事先未看过，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本胡适所促成，稿成后他又为之校读改正。

而梁也在此书中说“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等语。

可以肯定是胡明知梁说错而不纠正。

这都是他早年养成的自我保护的性格使然。

但同时也揭示了青年胡适“在全国最高权威们众目睽睽之下，没有太大的自信心”

。

[20]

不过这只是像其他许多次一样，属于开始时的那段短短的不如意，胡适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他的自信也很快就恢复了。

有意思的是，胡适之所以能打开局面，却得力于几个比较有权威的学生的支持。

早在京师大学堂时代，许多北大的学生官品就高于教习，出路也比教习要好，所以确曾有放弃教习的位置而宁做学生者。

这个传统，恐怕远在什么民主观念输入之前就已使北大的学生有那么一点特殊的优越感；北大的师生关系及学生在学校的发言权，早就与一般的学校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