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顾颉刚自己虽然早已出入今古文经学之门，在同学中的威信尚不是最高，于是就去找同寝室的傅斯年（字孟真）。

傅本是中国文学系的学生，是黄侃的高足，旧学功底极厚，蒋廷黻曾说他句句话后面都有四千年的历史在。

而傅斯年又“最敢放言高论”

。

傅本来对胡适前此比较紧张的那次演讲不甚欣赏，今有顾的说项，就到哲学系旁听了几次，终于表示满意。

于是对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

你们不能闹。”

这才帮助胡适过了关。

从傅、顾说话的口气，可知学生中旧学第一权威是傅斯年，第二权威是顾颉刚，若非此二人出手相助，当时仍可能闹风潮。

后来胡适自己也说，当时许多学生觉得他对古史的处理是“思想造反”

，认为他不配教这门课，要赶走他，结果因“在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

的傅斯年出面干预而作罢。

胡适叹谓：“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

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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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开始时这么一段不十分如意的经历，胡适仍一如既往，以发奋用功来对付。

在北大学生罗家伦的记忆里，成名后的胡适常很谦虚地说，“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

，因为“发现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

，所以“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

。

胡适晚年回忆，也说他初回国时十分用功。

那时胡适下功夫最大的，就是当时风靡北大的太炎学说。

毛以亨说，胡适将《章氏丛书》“用新式标点符号，拿支笔来圈点一遍，把每句话都讲通了；深恐不合原意，则询于钱玄同，玄同不懂时，则问太炎先生自己”

。

胡适自己说，他“工作时兴致来了，不能到了钟点放下来”

。

所以“夜里总是睡得很晚的”

。

江冬秀总是事先剥一个皮蛋放在那里，丈夫“工作到肚饿时，就吃一个皮蛋”

。

这样拼命的结果，学问确实不久就大进，但身体却吃了亏，因用功太过而大病一段时间。

毛以亨说：“病愈后胡先生之中国学问，确已有成，真不愧为经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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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胡适初到北大面临的挑战并不止来自学生，他在给一年级讲中国哲学史时，就有先来的老师认为胡适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