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截断众流的新典范

余英时师借助孔恩的典范理论，已简明扼要地论述了胡适对清代考证学这一典范的革命性突破，及其主要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提供的“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

就是“一个全新的典范”

。

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工作。

从胡适个人的学问讲，他显然是继往的东西多；从胡适的时代言，则又是开来的成分重。

因为在民初那个时期，学术上继往部分超过胡适的比比皆是，而开来则实无人能过之。

在分析胡适的学术影响时，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

进而言之，在承旧创新配合得恰到好处一方面，同时代尤无人能过之。

这也是必须记住的。

余先生指出：

清代考证学的典范是通过文字训诂以明古圣贤在六经中所蕴藏的“道”

。

这是他们共同遵奉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

在这一系统之下，顾炎武以至戴震的考证作品则发挥了具体的“示范”

作用（狭义的“典范”

）。

绝大多数的考证家都安于在这个“典范”

之内从事孔恩所谓“常态的研究工作”

（noralresearch）。

他们一部书接着一部书考订，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研究，但是他们并无意在概念上或事实上寻求重大的新突破。

由于一个内容丰富的典范往往带来无数的“难题”

（puzzles），需要个别地解决，因此它的有效性可以维持一段很长的时期，直到严重的危机出现。

所谓危机是指在正常的研究过程中不断遇到重大的“变异”

现象（anoaly），而渐为原有的典范所不能容纳。

对于这种变异——即意外的新事实——研究者最初尚能稍稍调整典范以求适应。

但是最后变异太大，已非调整典范所能济事，那就到了新典范建立的时刻了。

新典范的建立便表示这门学术发生了“革命”

性的变化。

民国初年就是一个需要建立新典范的时期。

我们看胡适讲话文章中最爱使用的时代分段就是三百年，动辄曰“三百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