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1919年2月出版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之所以能够震动一世而建立“史学革命”

的“典范”

，就因为其“所提供的并不是个别的观点而是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

。

这部书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历史意义，余英时师已论之甚详。

大体说来，其在当时最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之处即是蔡元培在“序”

中指出的：（1）证明的方法，包括考订时代、辨别真伪，和揭出各家方法论的立场。

（2）扼要的手段，也就是“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

。

（3）平等的眼光，对儒、墨、孟、荀一律以平等眼光看待。

（4）系统的研究，即排比时代，以见思想演进的脉络。

胡适自己特别重视，直到晚年都还记得的则是（2）（3）两点，他自己就认为在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具有革命的意义。

这几方面当然都受了西方哲学史的影响，但同时也和上述考证学的内在发展相适应。

正如余先生所说：“胡适的学术基地自始即在中国的考证学，实验主义和科学方法对于他的成学而言都只有缘助的作用，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的确，“如果只有外来的影响，而全无内在的根据，那便只好叫做‘征服’，而谈不上‘革命’了”

。

前面说过，胡适在上海所受“新教育”

与许多同龄人的不同之处，即在于他不仅受梁启超、严复以至林纾的影响，同时也认真读理学和诸子这些“异军”

的书。

所以他最能领会晚清学术演变的动态。

由于西方近代的多元思想和中国学术传统在胡适身上“里应外合”

的双重便利，新典范的建立终于在他的手中得到成功。

蔡元培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

中也说明了胡适具备的一些他人很难齐备的长处：“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

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

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

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

所以编中国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这一段话，在说明胡适中西学兼治、西学又恰长于哲学史等方面，是基本准确的。

说他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是个小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