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早年那几篇关于文字的考据文章，就是调和汉宋的产物。

其所用的方法，他自己以为也颇受益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和西方实证史学。

所以，胡适一生在学术上所为，基本上是清儒中汉学一派所做的考据，但胡适喜欢的却是宋儒中较近人情并能做哲学性诠释的朱熹，他不得不在二者间有所“调和”

，然其贡献又远不止于“调和”

汉宋。

他不仅能在具体方面掌握借鉴价值已经“估定”

的西方治学方法，同时对汉学、宋学和《马氏文通》都不止是中国传统治学所谓的“有所法而后能”

，而几乎是一开始就“有所变而后大”

了。

这是胡适一生治学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

孔恩在论述科学典范的转移时，曾说到专业训练不深的新入门者有时往往容易起到“开来”

的作用，正因其训练不深而约束较少也。

[34]这就很适合胡适的情形。

胡适从小所受的“国学”

训练，虽然比上海新学堂的同辈人要多，但终不系统，在一些基本训练上不免有所不足。

这也是他不能认同“太注重功力”

的汉学的一个重要因素。

正因为如此，他才敢于一开始就往求变的路子上走。

讲文字音韵训诂的小学本非胡适所长，在其开始努力“调和”

汉宋时，连清儒的主要小学著作都基本没有接触过；但他早年的几篇论文，恰都是在小学的范围之内。

他自己也说，1914年以前治学颇靠“大胆臆测”

。

胡适因一开始就求变，没有经过“有所法而后能”

的阶段，许多基本功夫有所欠缺。

他到北大后虽然努力恶补，更一生以“小心求证”

和朱熹所教做官的“勤谨和缓”

四字诀补之，但遇到关节处，仍有打不通之时。

这大约就是他后来不得不时常转换治学方向的一个原因了。

胡适既然搞考据，小学又是弱项，所以在这方面指责胡适的人最多，很可能蔡元培强调胡适与汉学的关系，有意无意中是虑及此点的。

后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来，陈寅恪、金岳霖等都借写审查报告之机，或明或暗地指出胡适的中西学都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