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既然是一部建立典范的开风气之作，当然同时又具有“示范”

的作用。

这个新典范约略有广狭二义。

广义者涉及了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狭义者即余英时师说的“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

，对具体的学术研究起了“示范”

的作用。

举其小者，胡适所开的风气，就包括写作的格式。

冯友兰说，传统的表达方式，论者无论有无己意，都是以注经的形式出之。

即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作者的意思则以小字书之。

胡适反其道而行之。

“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

冯氏以为这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无意中的流露”

，但显然也是一种“示范”

。

同样，老学者孟森的《清代史》要出版，其“文章的行款、标点”

，都要找胡适为他整理。

因为他“原来的稿子完全是旧式的格式”

，就是“印出来也不好看的”

。

[39]这就是许多老先生要对胡适让几分的一个原因了。

这里所谓“不好看”

，也就是“好看”

的标准已变之后才能这么说。

老先生要想不完全被时代忘掉，用这一两年流行的话说，就必须多少进行一些新的“包装”

。

广而言之，余英时师注意到，即使非常不赞成胡适思想的熊十力，在客观上也不能不承认胡适当年开风气的功绩。

熊氏说：“在五四运动前后，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方法，此甚紧要。

又陵先生虽首译名学，而其文字未能普遍。

适之锐意宣扬，而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

视清末民初，文章之习，显然大变。”

照这样看，胡适的作用还不止是开了风气，有些老一辈学者如严复的思想也因胡适而广为传播。

而且沾光的还不止严复，毛以亨就曾对章太炎说：“你的学问，当以胡先生为惟一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