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像所有的新典范一样，在“开启新的治学门径”

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待解决的新问题”

。

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又进入常态研究了。

不过，如果我们暂时离开典范理论，则胡适所开风气也不是全无“流弊”

，有的新问题其实也就在其开启的治学门径之中。

胡适在1932年与人讨论历史研究时说：“凡先存一个门户成见去看历史的人，都不肯实事求是，都要寻求事实来证明他的成见。”

但他和其他新文化人在整理国故时，恰不够虚心（这里是用其本义），有先入之见。

胡适还没动手整理国故，已先认定“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

。

这个结论，即使是正确的，也应在整理之后得出，而不应是作为预设。

胡适自己考据的一大缺点，就在进化论观念太强。

如在留学时批驳《说文》，每以“初民不能作此种哲学语也”

“初民不能有此种思想也”

论证之。

但胡又何以知初民能有何种思想观念呢？这只是需要证明的“大胆假设”

，尚不能作为论证的依据。

[44]

后来胡适驳太炎的诸子出于王官论，也爱说“岂清庙小官所能产生”

，“非司徒之官所能梦见”

等，虽偶有说对的，然实多是待证的先入之见。

所以柳诒徵说胡适的史论，“诬古而武断”

，又“强词夺理”

，[45]也不是没有道理。

不过，胡适既然是以“但开风气不为师”

自我标榜的，当然也不能在每一点上都毫无漏洞。

柳氏所说的“诬古而武断”

，在胡适那里或正是出新意而大刀阔斧而已。

1922年初，胡适做完《章实斋年谱》，自叹为此“费了半年的闲空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