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为他的留学日记出版所写的“自序”

中说：“我在1915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详细的英文提要。”

从那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

。

这段话非常重要，它提示了所有在1915年夏天以前有关胡适治学方法的思想资源，都未必得自杜威。

而且那年夏天的发愤，其实也不完全是他自己所说的受康乃尔大学新唯心学派攻击杜威的影响，更多可能是因为那时要转学到杜夫子名下，不得不用功恶补，正如初到上海用功于英文算学和初到北大后猛攻太炎学说一样。

那么，在此之前，他又受什么样的影响呢？特别是，如果胡适确实不懂杜威，那他在西学方面受的是什么影响呢？

夏道平先生是认为胡适不懂杜威的人中的一个。

他曾据胡适在40年代后期写的一篇短文《自由主义是什么？》，判定“胡适的自由主义是欧陆型的，没有美国型的特异色彩”

。

连美国型都不是，当然更不可能是杜威的了。

关于胡适的自由主义这个问题，后面还要专论。

我的看法，在以科学方法研究社会问题一点上，胡适的确把握了杜威的真精神。

本节主要讨论学术方法，这就不详述了。

然而，以一种简单明快的读法做出的口吐真言式的判断，是缺乏说服力的。

要考察胡适服膺的是何种自由主义，自不能仅看其专论自由主义的一篇文章，而应看胡适的所有相关文章和其所作所为，因为胡适的一生可以被看作一部大的文本，只有将此大文本认真考察之后，才可以下结论。

吴森先生是专治哲学的，他也认为胡适没有读通杜威，其所论证并非全无依据。

[49]不过有些关于杜威哲学思想的理解诠释问题，似不宜以近年的后见之明来质之前人。

如果我们非常简略地回顾一下杜威的实用主义何以在美国兴起，也许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19世纪末的美国还在理想主义的流风所被之下。

美国理想主义因与清教的联系，特别讲究理论框框和词句的紧密结构，到19、20世纪之交已成士人思想上的重负，很像中国理学在王阳明之前的状况。

这是实用主义得以成为显学的大背景。

但由于詹姆士较重个人主义，又不喜任何系统的概念，更特别强调自由意志，这些均对实用主义通行有所妨碍，实用主义在他手里并不盛行。

只是到了杜威手里，实用主义的社会含义和工具性才凸显出来。

实用主义一旦进入社会政治领域，所起的作用即是将理论研讨转向具体的问题，对此杜威有非常亲切的表述。

他认为讨论什么“国家”

与“个人”

这样的抽象词语起不了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作用。

杜威说：

如果我们讨论什么［抽象的］国家和个人，而不是讨论这个或那个政治组织及这个或那个贫困受苦的人，则其意旨不过是将普遍概念的魅力和声威及其意义和价值凌驾于具体情景之上，因而就掩盖了具体情景的不足，也就隐去了认真改革的需要。

这样反空洞理论研究的话在美国人已感觉理论框框重负的情况下所说，对时人来说真有如释重负、大获解放之感，自然备受欢迎。

当时即有人说：“我们在未读杜威之前早已是杜威主义者了。”

[50]这么多年来，胡适是不多的读懂了杜威的工具主义对实用主义以至整个美国思想界的解放作用的中国人。

他敏锐地认识到詹姆士的哲学“终不免太偏向意志的方面”

，所以杜威要向他直接挑战，将实用主义工具化和简单化，也就是胡适所引用并强调的：把哲学的对象从“哲学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