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对胡适的影响是相辅相成的。

赫胥黎的影响主要是在消极一面的“怀疑”

；在积极一方面，杜威教他如何求证，如何解决具体问题的一套方法。

所以贾祖麟以为，实验主义对胡适来说不过是怀疑的方法论，是对理性怀疑的必要甚或必须的补充而已。

胡适特别声明，他的哲学史著作是受杜威思想的指导，这是不错的。

胡适在哥大只修了杜威两门课，一是“社会政治哲学”

，一是“论理学之宗派”

。

这两方面，都是胡适最受直接影响之处。

前者是胡适一生努力实行者（详后），后者直接启发了他的博士论文的基本结构。

余英时师特别注意到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认定古代并没有什么“名家”

，因为每一家都有他们的“名学”

，即“为学的方法”

；后来他更把这一观念扩大到全部中国哲学史。

这就是杜威“论理学之宗派”

一课的“洋为中用”

了。

[54]由此看来，胡适1935年关于赫、杜二人影响他最大的说法是成立的。

但是，怀疑也好，求证也好，不都是中国的考据也要讲究的吗？在胡适接触赫胥黎之前很久，他就已从父亲的遗教中领会了宋儒“学则须疑”

的精神。

疑了就要考，就要证，要证就要有据，这都是清代考证学所强调的。

胡适在还不太熟悉清儒考据著作时，在1915年夏天曾讨论了“证”

与“据”

的差别。

他说：“据也，据经典之言以明其说也。”

而“证者，根据事实，根据法理，或由前提而得结论（演绎），或由果溯因，由因推果（归纳），是证也。

吾国旧论理，但有据而无证。

证者，乃科学的方法，虽在欧美，亦为近代新产儿”

。

结论是“欲得正确的理论，须去据而用证”

。

[55]这正是他在发愤读杜威著作之时，这里的科学方法，除“根据法理”

来证一条大约是新事物外，余皆清儒已用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