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先生曾将胡适的治学态度与冯友兰的相比，他以为前者是“无征不信”

，不肯犯错误；后者是“举一反三”

，有所得就先发表出来，以后再来改正错误不足之处。

从这方面看，胡适对西人治学的领会，实不如冯。

对西人特别擅长的系统概念化（nceptualization）本领，胡的追随也不如冯。

胡适的《哲学史》几十年很少被西人引用，而冯著却几乎是人人必提，多半因此。

[60]但这也说明胡适受传统学术影响之深，超过我们过去的认知。

观其在留学时以多修课而三年读完四年的本科，同时又多读中国古书，还要演讲、卖文、写信，则可知其应付西学实在是全凭聪明，而课外与学术有关的专门著作，读得并不多，也没有时间去读。

可以说，胡适在学术上自称受的赫胥黎和杜威的影响，也多半在能与乾嘉治学之道相通的地方。

所以胡适不仅早年是靠“国文”

立脚，后来也确是靠“国学”

立威。

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的确是个“国学家”

。

但杜威、赫胥黎在“正名”

和“整合”

两方面的作用是划时代的。

不仅赫胥黎持“存疑主义”

，要“拿证据来”

，杜威也认为“一切有系统的思想和批判的法则，都是在一种怀疑的状态下产生的”

。

[61]有了赫胥黎、杜威为之正名，胡适的观点就成为“现代的”

了。

同样，胡适以前熟悉的从宋儒到清儒的怀疑考证，都是相对零碎的，直到他细读杜威的著作之后才构成一种有系统的思想。

这种整合作用和本领正是使他能超过北大旧学比他好的师生之处。

胡适少年时就有的怀疑倾向能达到“现代化”

这样的高度，西哲赫胥黎、杜威为之正名、整合这一过程是极其关键的。

胡适自己就认识到：“我国以前就没有一本中国古典学术史是用现代的观点和批判的方法写出的”

，因而以前有关学术史的著作中所用的专有名词许多都有点“名实不符”

。

比如清代的考据被认为是“汉学复兴”

，胡适便认为很不妥当。

而胡适的贡献，恰在于“用现代的观点和批判的方法”

诠释并写出了中国古典学术史。

胡适另外还列举过几位对他治学方法有影响的西人，一是在康大教“历史辅助科学”

的布尔（glburr）教授，所教的东西胡适所记得的几乎全是与校勘有关者。

布尔教授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引导胡适去看浦斯格（johnpostgate）教授为《大英百科全书》写的“版本学”

那一词条，胡适在此文中发现原来中西校勘学的研究方法颇为类似，不过西方的要更彻底、更科学；他据此但改用中国例子写出了一篇《论训诂之学》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