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胡适对杜威方法的处理也不无问题。

正因为他认为这一方法已经抽离出来而具普遍性，他在套用此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时有时就不免反而学得太拘泥，忘记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

同时，胡适认知中的杜威方法也是经过整合的，有时也纳入了他在其他西人著作中所得的内容。

比如，胡适所说杜威的“历史的”

或“祖孙的”

方法，即“总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

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

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

这种方法被胡适视为一切带有评判精神的运动的重要武器，也是他列举的杜威方法最重要的一条。

其实他在1917年读阿克敦勋爵书信集时，即已摘录其中说及思想的放射和发展，都有自己的祖先和后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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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已在发愤读杜威之后，却并不见提及，只是到后来才渐归之于杜威。

杜威论述此法当然可能比阿克敦勋爵更系统，但在胡适，这与他将有些中国东西归之于杜威大体相同：胡适所谓的“杜威方法”

其实是个集大成者。

杜威曾说：“我向来主张东西文化的汇合，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我相信将来一定有使两方文化汇合的机会。”

杜威不懂中文，他所认知的“中国”

正是通过胡适等人之手，所以他看到的中国就已成“东西文化的交点”

了。

胡适也确实能实践他老师的话，他整合出的“杜威方法”

就的确是个中西文化汇合的产物。

然而汇合的东西总要有所改变。

贾祖麟注意到，温和的杜威到中国的胡适手里就变得激进了。

他指出，杜威哲学的主要目的在于设法使失调的社会或文化重新获得和谐；“创造的智慧”

也是用来结合新与旧的。

但胡适的态度似乎与此相反：他在介绍杜威思想时则强调“利用环境，征服他，约束他，支配他”

。

因此他主张破坏旧传统，再造新文明；即使整理传统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再造新文明，而不是作为造新文明的思想资源。

也就是说，胡适把他通过严复接受的赫胥黎的天演学说的竞争性和破坏性融铸进他的“杜威方法”

了。

这就是胡适与杜威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之所在。

许多中国人已认为胡适太讲调和，但中国的激进大语境和胡适的传教士心态其实已使得他把更讲调和的杜威哲学激进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