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讲学复议政”

是一种胡适一贯向往的鱼与熊掌兼得的两全境界的话，前面说过，在留学的后期，他确有往“讲学”

一面偏移的倾向。

这一方面因为他已渐打定主意要想从根本上即文化上造中国不亡的远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二哥的教导。

本来二哥就教他“以文学发挥政治之真理”

，且视为中国之“急务”

，要胡适沿此方向努力。

但因胡适在1915年初主张“中国须三次革命”

，二哥痛斥之，并要他在思想上和革命党人“痛与绝之，一意力学。

否则为彼所染，适以自陷”

。

此后胡适的态度有明显修正，即偏于“讲学”

而较疏于“议政”

，但对后者的兴趣并未稍减。

比较接近其心态真相的是胡适晚年自述的，在成年后的生命里，“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

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4]这是身历从士到知识人过渡的当事人对两者间区别的亲切表述。

除了出任驻美大使的四年，他确实甚少参与实际政治。

但只“议政”

的“舆论家”

却是他一直想要做的。

胡适自己说，他初回国恰遇张勋复辟，到上海时，“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

，于是发下二十年不谈政治之愿。

这话不完全可信。

胡适初回国即先回家乡，路上最使他“感动的一件事，就是沿途的鸦片确已禁绝了”

。

[5]他在美国动身前，已担心去不了北京，后来的实际情形显然要比想象的好得多；且既然已到最感动的程度，可知初回国时还不是一无好感，对国内的观感应不那么黑暗。

但胡适对教育界，特别是他将去的北京大学，观察一定是细心的。

那时蔡元培正在那里大声疾呼读书不为做官，学术应与政治分流（未必用这个词），胡适不可能不注意到。

胡适本一向注意随时调整自己与时代社会的位置，今既然发现国内知识界的趋势是不做官不谈政治，自然会调整自己想“讲学复议政”

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