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说胡适谈政治脱离中国实际的指责不一而足。

他的“好后学”

唐德刚先生就说：“其实胡先生的政治言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相当空泛的……胡先生在中国民主发展史上的贡献，与其说是他底学术‘理论’和政治‘行为’，倒不如说是他笃信自由主义的‘身教’和崇尚民主政治的‘形象’。”

[10]这是典型的倒着看历史。

有无贡献也要看当时。

孟子说“不教亦教”

，何况“身教”

；而且，“身教与形象”

不正是名副其实的“政治行为”

吗？胡适的政治理论在当时又怎么能说没有贡献呢！

我们从下面可以看到，胡适的理论不但有贡献，而且他关于“有计划的政治”

的主张，与当时中国各主要政治派别的主张，有极为相近的一面。

胡适的政治观念的另一个特点，与他的性格有关，即前面说过的，他素来就有激进的一面。

胡适曾说，虽然“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现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

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

。

但是，他随时注意要“作圣”

的行为使得他这些性格为“外人”

所“不易知道”

。

他有时做出“保守”

的事也有特别的原因。

如他在1919年12月坚决反对北京各校罢课，就可能有特殊的考虑：那时杜威正在北大讲学，如果一罢课则杜威便无着落，这是胡适极不愿见到的。

实际上，如前所述，胡适是遇压力就反弹的人。

那年8月《每周评论》被封后，胡适起初就不肯躲避，北大“许多同事学生都来看他，硬把他扯到外国客栈去住了几夜”

。

[11]那时与警察厅都敢作对的人，怎么会“保守”

！

所以，当胡适“率性”

的时候，就很能表现他激进的一面。

1921年5月，他做了一首《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纪念当年刺杀袁世凯的四个烈士。

诗中反复说：“他们的武器：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