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已有点愧疚感之时，恰又遇到好几个洋人都婉责他太不入世，没有尽到知识人应尽的“社会的良心”

之责任。

1921年6月，胡适与访华的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狄雷（jasqdealey）交谈。

狄雷很不赞成当时中国的分权趋势，并告诉他：“中国今日所需的是一个‘国家的有力政府’”

。

狄氏尤其“很责备我们留学生不作领袖的人才，不能作有力的运动”

。

狄雷的话在同一时候也得到杜威的支持。

杜威在1921年6月30日北京为其送行的大会上盛赞中国读书人趋新不守旧，但他认为这还不够，“还希望有活动的能力，实行的精神”

。

如无后者，前者也无用。

杜威特别以好政府和好教育的互为因果为例，指出这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问题，理论上永远解决不了。

“要想解决，只有下手去实行。”

两个月后，胡适到上海，那里的名记者、美国籍的俄罗斯犹太人索克思（eekolsky）在家中招待他吃饭。

胡适记载他们的会谈道：索克思“很有才干，对中国很热心。

他颇责备中国的智识阶级，其实不错”

。

[14]洋人都在责备中国读书人，而胡适也有了同感，这又是他谈政治的动力之一。

可以看出，胡适谈政治，决不是什么不得已。

这里面有他个人的因素，也有外在环境的因素。

但胡适自己的因素是主要的。

不论是自认传统的士还是现代的知识人，他对国是都不能不关怀，而且他确实也一直在关怀。

胡适本来就有“议政”

的愿望，而自我压抑已久，后来已到“忍不住了”

的地步，当然也就干脆谈起来了。

不过，胡适最初的谈政治，是因朋友陈独秀被捕，不得不接办陈主持的政治刊物《每周评论》。

由于来得较突然，他最初所谈的政治，还是偏于思想一面，他自己起初并不视为“政论”

。

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问题与主义”

的争论。

二问题与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