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后来共产党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关系如此，实在看不出他在这段时期与“马克思主义者”

能有多大的冲突。

但是我们也不可因此就轻视这一争论。

唐德刚先生一向看不起胡适论政，以为“胡先生谈起大的政治问题来，事实上又是以常识论政”

。

他特别以这次争论为例说：“早年的胡适之和李大钊诸先生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辩论，其关键亦在此。

他们辩者双方事实上都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要不是那时是个‘启蒙时代’，这批大教授的夸夸其谈，实在是贻笑方家的！”

[18]唐先生虽然是半开玩笑，也有点故弄玄虚。

实际上，讨论政治学理固不应以常识为据，具体的论政则正可以常识言。

唐先生专治的美国史里面，早期就有个叫潘恩（thoaspae）的政论大家（准确说应是英国人），其论政的名著就题为《常识》。

如果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更不必一定要有多少政治学的理论知识。

半个多世纪后的两任美国总统里根，他掌握的政治学理论就未必有胡适多。

所以，此次事件中双方有意识的动机是一事，它实际造成的影响又是一事。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争论确实提示了多层次多方面的问题。

首先，通过这一次“问题与主义”

的论战，当时中国思想界最关注的问题就已摆在我们面前。

过去的研究者多注意讨论各方不同的意见，其实他们的共同之处也同样重要。

那时各方比较接近的至少有一点，即中国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也就是民生问题。

当时最“保守”

的安福系的报纸《公言报》即指出：过激主义这一危险思潮已风靡中国，为政者不能“与多数国民相背驰”

，所以，“为政者与将帅宜究心社会主义”

；只有“人究其书，乃可言取舍，乃可言因应也”

。

而安福系有这样的看法，又是由于国民党孙中山的推动，是其为要联合孙派力量而基本接受“孙文学说”

的结果。

[19]这与前述胡适的观念是一致的，他也认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应该是注重研究人生社会的切要问题”

。

与“问题与主义”

论战约略同时的，有杜威与罗素的先后访华讲学。

杜、罗二氏都是自由主义者，但其来华，至少从中国思想界人士的角度看，是安排来增强他们各自的地位的。

杜威主要是《新青年》和北大新派同人一边请来的，而罗素则主要是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或进步党一边请来的。

这一点杜、罗二氏是否知悉尚搞不清，但他们的言论却不尽给安排者自身提供支持，有时恰给另一方提供了思想武器。

有意思的是，杜、罗二氏提供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与当时中国思想界非常接近，或多或少总是趋近于某种形式和流派的社会主义。

当时的自由主义派也好，进步党即“他们”

也好，激进者如李大钊、陈独秀也好，以及在论战之外但与王揖唐谈社会主义有关的国民党也好，虽然出发点不一样，用的标签不一样，具体的措施也不一样，但仍有某种程度的共识，即中国必须借重西方的“主义”

或学理或制度，但却不能照搬，尤其是资本主义不行；他们均对资本主义持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而倾向于某种社会主义的解决。

可知当时中国新旧各政治力量和思想流派的注意力恰集中在这一点上，大家关怀和思考的问题是一致的。

当然，各派所说的社会主义有相当大的甚至是实质性的区别，胡适提出这一问题，正是针对各家在社会主义名词之下的“大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