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胡适接触杜威的思想后，他主张多研究问题少谈论主义的观念就得到系统的武装了。

胡适自称他谈政治也是实验主义的运用，这一点在“问题与主义”

的论争中表现得确实明显，不过有时用杜威用得不免拘泥。

前面引述过杜威反对讨论什么国家和个人这样普遍抽象的概念，而提倡关注“这个或那个政治组织及这个或那个贫困受苦的人”

。

我们试比较杜威这段话和胡适在论《问题与主义》时所说的：“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个主义如何新奇，那个主义如何奥妙。”

连句式和用词都极为相似，渊源甚明，一看便知。

胡适那几篇论“问题与主义”

的文章堪称是结合了进化论的实验主义方法的典型表述。

他借用了佛书上“论主”

这个词，提出一切学说都是时代的产儿，其具体内容都包括了“论主”

本人的背景、时势以至个性，因此不可能具有永久普遍的有效性。

所以他说：“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

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

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有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

余英时师指出，这里的“创造的思想力”

便是杜威所最重视的“创造的智慧”

（creativetellince）。

而胡适的意思，也就是“一切学说都必须约化为方法才能显出它们的价值”

，因为只有经过长期应用而获得验证的方法，才具有客观的独立性，才不是“论主”

本人种种主观、特殊的因素所能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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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杜威反空洞理论研究的一段话是在美国人已感觉理论框框重负的情况下所说，故当时才有人说：“我们在未读杜威之前早已是杜威主义者了。”

话切合实际，自然受欢迎。

反观胡适依样说同类话时，中国士人既已有意以西方为本位，而各种“主义”

刚开始引入中国，只觉不够不详，不嫌其多。

此时让人不谈主义，不免困难。

胡适第一篇文章系因王揖唐也要谈主义而发，但王氏也要谈主义，正表明主义吸引人处。

后来别的地方如长沙虽有“问题研究会”

的成立，恐怕更多说明胡适名字的影响力，未必全是其言论切中时弊。

只要看后来各种“主义”

仍愈见流行，连胡适自己也不能免俗，谈了不少主义，就可见场合情景不同，同样的话意思可以相差多远。

其实，胡适主张学美国式“一点一滴的改革”

的渐进方式，本无可厚非。

但胡适却忽略了一个他自己曾指出的重要现象，那就是近代中国的社会重心已失。

这是中国与同时段的美国最不一样之处。

余英时师在讨论美国的激进与保守时，清楚地指出其间有一个大家接受的中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