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主义”

二字本身也渐具象征作用。

凡事不必问内容，只要有“主义”

之名即好。

无怪马君武菲薄之为“主义癖”

：“无论何种主张，皆安上主义二字。

其中每有不通可笑的，又有自相冲突的。”

马君武举的例子，即英文的nationalis一词，在中国有人译为民族主义，有人译为国家主义，但20年代尊奉民族主义的国民党与尊奉国家主义的青年党却是水火不相容，彼此都想致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27]从主义的角度说，这真是典型的同根而相煎。

从空谈主义到“主义”

自身被抽象出来成为空洞的象征，这都是胡适先前所反对并警告将发生的。

但中国既已趋新到“尊西人如帝天”

的程度，“主义”

之具象征性的社会功用，也正是这一往西走的激进过程的自然发展。

而胡适谈政治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民族主义及中国与西方的不平等关系问题。

三国际的中国

胡适在1922年10月写了一篇《国际的中国》，这是他谈中外关系的一篇重要文献，也是他最不为人理解的文章之一。

他到晚年仍慨叹共产党骂他这篇文章，“国民党也不会了解此文”

。

意谓共产党实际上也未了解此文（详后）。

[28]的确，胡适在中外关系上发表的言论，通常都不怎么受欢迎。

这里显然存在着误解。

胡适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话的取向，在中外关系上表现得最明显。

但他这样做，是要表现他“大国国民的风度”

，是有骨气而非取巧。

简言之，胡适凡是主张不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论，都是对中国人说的；而他对外国人讲话时，却处处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其对外国利益自身的危害。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述中日“二十一条”

交涉时胡适的表现。

他一面呼吁中国人安心读书，主张即使亡国也不可怕；一面却在美国报纸上捍卫中国利益，正面强调中国民族主义民气的高涨，同时还在美国教会里攻击基督教为帝国主义侵略张目。

这种情形一般人不知，胡适也不曾努力要让人知；他的士大夫意识使他很愿意体现他的“特立独行”

，对这些误解并不辩解，只求自我心安。

但这就造成了立说者与听众之间的传播障碍。

一是能听到或读到胡适对西人言论的国人并不多（因多为英文，且有时是演说，懂英文的也未必知道）；二是有时胡适的意见虽也以中文刊布，却又常因题目看上去相差较远，不能使人将其联系起来读。

比如胡适在《国际的中国》一文中强调中国自身的政治改造是抵抗帝国主义的先决条件，中国人就多看到胡适主张不反帝的一面。

但他在1925年的《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一文中，因其听众是教会大学人员，就大量正面引述中共的反帝观点，明确指出这都是对外国侵略的正常反应，如果中外不平等状况一日不消除，反帝观念就不可能消灭。

这些言论就没有引起反帝一边的中国人足够的注意。

[29]我们今日有后见之明的便利，就必须把他在大约同时对中外双方面所刊发的言论结合起来考察，才能了解到胡适在特定时期对中外关系的真实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