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就是在1922年写《国际的中国》的。

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强调民国以来，列强对中国的态度有明显的改变。

列强在清末还想征服统治中国，但日本势力在远东的一再扩充和中国民族的一步步自觉使远东局面大变，不仅“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

，而且“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

。

所以中国人可以不必担心列强的侵略，而“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

。

如果做到这一步，工商业可自由发展，外国投资者有了保障，也就没有理由再在中国实施帝国主义政策了。

反之，如果国内政局纷乱，连中国人自己都还想寻求租界等外国在华势力的保护，列强自然也不会放弃其权益。

一句话，“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

。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胡适的这些意见本身都不算错。

可是他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因素，那就是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

故即使是纯粹内部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

的努力，只要含有对既存权势结构的挑战之意，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

胡适自己后来就发现，连谈“全国会议、息兵、宪法”

这类具体的“问题”

，都“势必引起外人的误解”

，[32]可见“外人”

在中国涉足有多深，管得有多宽。

当时国民党、共产党和青年党的纲领中都强调反帝，坚持收回在不平等条约中丧失的国权，正是直接针对中国这个现代政治语境而言。

而且，既然胡适也认识到中国民族自觉意识的高涨，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御外”

型的民族主义对身处国内权势争斗中的任何政党来说，恐怕都既是目标也是手段，实不可能放弃。

同样，胡适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注意到，一次大战期间由于列强忙于彼此的争夺而暂时放松对中国的控制时，中国人自办的工商业就有很大的发展。

这就表明外国在华势力是对中国工商业发展的一个直接压制，不平等条约的不平等首先就在于中国工商业者不能在平等的条件下与其外国同业竞争。

列强中的大部分的确希望中国安定（日本显然除外，而这一例外本身又极为重要），但涉及具体的经济利益时，任何列强都决不会轻易放弃对其有利的条约权利。

而且这里的有利包括实际有利和以为有利（iagaryadvantas），后来大量史实证明，即使是那些早就对外国在华利益不起实际保护作用的条款，列强也不轻言放弃。

这个问题当然不能在这里展开论证了。

从广义的权势观看，清季以来西方文化优越观在中国读书人心目中的确立也是中国权势结构中外国在华势力的一个既定组成部分。

这一文化权势虽然不如不平等条约那样明显，但以对中国人思想的发展演变而言，其影响的深远恐怕还在不平等条约之上。

君不见在不平等条约已经废除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有些人在讲到中国的人文传统时，所说的仍然几乎全是西洋的东西，就可见此影响有多么深远了。

[33]所以，当时的人反帝包括反“文化侵略”

是顺理成章的。

胡适自己虽然曾公开不同意反对“文化侵略”

，其实他至少在无意识中对此极为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