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庄士敦也确曾帮助胡适等“反教”

。

1921年9月，胡适等与英美考察在华教会教育者一起吃饭。

在座的如庄士敦和曾经留美的颜任光、唐钺等“都是不赞成教会教育的，故讨论甚激烈”

。

胡适的主张是：“1教会的传教运动中之最有用的部分并不是基督教，乃是近世文明，如医学、学校、贫民窟居留，等等。

我们所希望的，乃是像罗克斐氏驻华医社［即协和医学院］的一种运动，专把近世教育的最高贡献给我们，不要含传教性质。

2但我们也承认传教运动的放弃在今日是做不到的，故退一步设想，希望你们能把现在这种散漫的、平凡的运动改作一种有组织的、集中的、尽善尽美的教育运动。

罗氏驻华医社的长处就在此。

若今后犹继续派出无数中下的庸才，送出散漫薄弱的捐款，设几个半旧不新的小学堂，——这种运动不如没有。”

下一年在与燕京大学教职员讨论“教会学校在中国教育制度上的位置”

时，胡适又“希望教会内部自行改良以应时势的需求”

，并具体提出四点：禁止小学中之宗教教育；废止一切学校之强迫的宗教仪节；与其教授神学，不如鼓励宗教史与比较宗教；传教的热心不当为用人之标准，当以才能学问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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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提出这样的要求，等于是要教会白帮忙为中国发展教育。

这虽有些不近情理，但的确是胡适从1915年以来的一贯主张。

他内心深处对传教事业的这种抵拒，正是晚清以来“学战”

意识潜存的体现。

也许因为胡适在意识的层面本要扮演“外国传教士”

的社会角色，所以他对传教活动能“诱人”

之处也最警惕。

说到底，他不过是把他自己想当的那种“文化传教士”

的标准拿来要求真正的宗教传教士。

在胡适看来，大概最理想的情形是外国一边逐步主动地放弃特权，而中国一边致力于自身的改造建设，当两方面的努力都有成效且渐渐靠拢时，中外之局面就可以有一个皆大欢喜的妥善解决。

这看上去真有点像白日做梦，但的确是一向追求鱼与熊掌兼得的胡适的真实想法，最能体现他自谓的“不可药救的乐观”

。

由于两方面都不可能按胡适所希望的去做，首先是帝国主义一面决不会主动放弃其条约特权，何况即使他们不得不逐步放弃，其心目中的时间表也远跟不上中国激进化的程度，故胡适的设想当然不能实现；再加上胡适的确表现出激烈反传统的倾向，又常常公开反对民族主义，中国人自然更多地注意到他主张不反帝的一面。

实际上，前面说过，胡适不讲民族主义是因为中国国力弱，如果讲民族主义便为强国张目；他讲世界主义恰是要抑制欧西国家的弱肉强食主义。

同样，孙中山专讲民族主义，不讲世界主义也是因为中国弱，以为如果讲世界主义便为强国所用。

两人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关怀也是同样的。

区别在于孙看见民族主义的聚合力，而胡看见民族主义的破坏力。

从根本上，孙中山同样受中国传统的大同学说影响，他也不反对世界主义，只不过认为世界主义是下一阶段的事。

而胡适主张世界主义，是想越过民族主义而直接达到独立自主和国与国平等，其要想“毕其功于一役”

的心态又与孙中山同。

然而，如果从传播上言，胡适的信息就并未能完全传达到听众（包括孙中山）那里，不但绝大部分同时代人都不了解胡适不接受民族主义的真意，就是后来的研究者也很少注意及此。

这在写文章专以明白浅显出之，希望读者“跟着他走”

的胡适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悲哀。

而且，由于长期在口头上坚持对民族主义保持距离，渐渐地有时也真的以为自己是站在民族主义的对立面，更要找出民族主义的不足来维持自己心态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