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之，胡适与不少他的同时代人一样，不过是一种游移于中西文化之间的边缘人。

故有人看见他中国的一面，有人看见他西方的一面。

不可否认，因为胡适有意要扮演“外国传教士”

的社会角色，他的西方一面表现得要充分得多。

实际上，正如傅斯年所说，胡适在安身立命之处，仍是传统的中国人。

据唐德刚先生回忆，晚年在美国与胡适来往的青年后辈，多半还是稍微有点旧学修养的。

完全西化的第二三代华裔，与“一辈子‘西洋文明’不离口”

的胡适，反而无话可谈。

[40]这是胡适那种中西之间边缘人的最佳体现。

其本不够西，也无法真正接受什么全盘西化。

而西方人内心并不承认这些专讲西方文明之人为平等（表面上的承认是不算数的），又是这类人最觉尴尬之处。

鲁迅在20年代所辑的旧派挖苦新派的言论中有一条说：“你说中国不好。

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你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这真是道出了中西之间边缘人的窘境。

他们虽然在中国总是说西方好，俨然西方的代言人；但西人却并不将其视为同类。

世界主义者的胡适其实进不了他的“世界”

的中心。

也是羁旅异邦的唐德刚先生即颇能领会这中间的微妙。

50年代胡适有点落魄时，唐先生曾建议胡适读过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当道”

聘用胡适教汉学研究，可是对方“微笑一下”

反问道：“胡适能教些什么呢？”

那种对胡适敬而远之、其实也不十分看得起的消息在微笑中表露出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故唐先生叹谓：“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像北大那样］把胡适看成胡适啊！”

[41]许多与胡适一样提倡世界主义的非欧美人，的确愿意把西方当作他们的“世界”

，可是这个“世界”

却没把他们看作“世界公民”

！

50年代的美国人尚且不能在内心里平等看待胡适这样的常春藤名校毕业生，在20年代中外谈判桌上的西方人有何种表现，就不难想见了。

因此在那个时候，任何人谈政治谈到中外关系问题时，都不能避开或必须回到文化层面上去。

胡适所看到的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表面上的缓和，其实也由于列强中多数认为领土的掠夺已不太可能（日本仍例外），具体的权益既然已由条约所保证，于是双方的争斗在表面上集中在条约的修订及废除与否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