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主张》发表后，反响热烈。

胡适“费了一天的工夫”

整理收到的关于此文的讨论，就选出可发表之文十四篇。

主要的反对意见是认为文章的精英意识（当时并不用此词）太重，忽视了民众。

也有人觉得中国政治已无法改良，只有实行彻底的革命。

赞成的人则觉得这些提法都切实具体，更应组织团体落实之。

总的趋势对“清高的好人”

肯关心政治都表示赞许，但也有少数人以为还是以坚持“清高”

更好。

[50]

胡适看了这些文章之后，“颇有感触，做了一篇《后努力歌》”

，其中说道：好社会与好政府、教育与政治、破坏与建设都是互为因果的连环，解开的唯一办法就是努力或干。

其实这也就是杜威离开中国时的告别演说中的意思，胡适的感触，也就是想起了老师的话。

但这样的连环问题是否是干就能解决的？正如胡适提出的有计划（不论优劣）就一定比无计划一样，在逻辑上都还大可研究。

不过，至少在破坏与建设一点上，胡适具体指出改良和革命不妨各自“分工并进”

，他这边先事改良，若“恶势力”

不许改良，则仍有革命的必要。

这个一贯思想，胡适仍在坚持。

[51]

这一次北京各势力酝酿干预政治，本是研究系最积极主动，结果却基本被排之于事外，他们当然“大不高兴”

，说北大派“有意排挤他们研究系的人”

。

林宗孟说：“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往来。

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

殊不知此事胡适早已成主谋，研究系其实吃了胡的大亏。

后来林宗孟出面邀吃饭，所邀者多半是“他们研究系的人”

，余则为北大派的人。

胡适记述道：“宗孟极力劝我们出来组织一个政党，他尤注意在我，他的谈锋尖利得很，正劝反激，句句逼人，不容易答复。

但办党不是我们的事，更不是我的事。

人各有自知之明，何必勉强，自取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