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民初的中国本有一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的习气，胡适等人要出来谈政治，部分也是因为谈文化已经有些到头的意思。

常乃德（燕生）说得很形象：“已往的趋势是上山的，从工艺到法政，从法政到思想文艺；现在到了山顶以后便应当往下走”

，再经政治走回“科学工艺的康庄大道”

。

所以他希望胡适在下山的路上也能“领着大家走”

。

《晨报》的孙伏园当时就反对胡适放弃文化而改谈政治，强调“胡适之”

三个字的可贵，“全在先生的革新方法能在思想方面下手，与从前许多革新家不同”

。

胡适那时的反应是“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

。

也就是说，胡适虽然认为文化与政治仍是两事，但已倾向于一种广义的文化观。

到谈政治谈不下去之时，胡适的观念又变回来了。

他认定“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

。

[56]

胡适在政治与思想文艺之间转了一圈，最后还是想回到思想一边来。

他曾试图把文化的定义扩大，以达到一种鱼与熊掌兼得的结果，后来又有所退缩。

但是胡适并没有把门关死，几年后他再次把政治包容进他的“文艺复兴”

的范围之内（详后）。

不过，这一次胡适的谈政治，是以扫兴而终的。

作为一个刚从传统的士蜕变出来的现代知识人，胡适自己对此也不是没有疑虑，他的朋友的意见也颇分歧，要皆体现了一种社会转型时过渡人物的心态。

有意思的是，胡适的英美留学生朋友大多支持或加入胡适谈政治，反倒是那一班上海的“老新党”

朋友如高梦旦、张元济等人“都不赞成我办报”

，并“很劝我不要办报”

。

这两类人那种知识人想当士而士想做知识人的不同态度，再次表明民初的新旧交错有多么复杂。

[57]

这些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老新党”

都很担心胡适要做“梁任公之续”

，都认为胡适“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书是中策；办报是下策”

。

陈叔通还说胡适“太和平了，不配办报”

。

不过，本来就想“讲学复议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