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暴得大名不祥

胡适之所以能“暴得大名”

，除了前面的论述，主要还有两方面的原因。

用唐德刚先生的话说，胡适是个“一辈子赶着‘写檄文’、‘发宣言’、‘贴标语’的忙人”

。

“赶着写”

三个字着实写出了胡适趋时的形象。

民初的中国，能趋时，就易得名；但也必须不断地趋下去，一停下来，就要落伍。

唐先生又说，胡适是个“标准的传统士大夫”

，而且是最合儒家原来面目之孔孟精义的士大夫。

[2]这也是有体会的确评。

在新旧杂处的民国初年，孔家店表面上被打倒，但社会上一般人下意识中的行为准则大体还没有太大变化。

胡适这种在有意识的一面叫喊打倒孔家店，下意识的一面又是个“标准的传统士大夫”

的人，实际上最受社会欢迎。

但要维持这一点也甚难。

也就是说，如果胡适一旦不能趋时，或不能维持其新旧兼容于一身的形象时，他所“暴得”

之名也就可能很快失去。

前面说过，从社会的层面看，在民初的社会要能得名并且维持之，边缘知识青年的追随与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胡适起初的得意，很大程度便是因此辈的拥戴。

由听众来决定立说者的兴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市场规律”

，本是民初中国要实行以多取胜的西方式民主的必然后果。

对少数特立独行的精英，能够做到“保护”

已是民主施行得最好的结果。

胡适所直接了解的“西方”

，恰是读书人地位最高的美国（详后），也是“大众文化”

兴起之前的美国，而他接触的美国人，又基本是中上层人，所以他受的民主洗礼，对于听众来选择立说者这方面，体会并不深。

他也不曾深究过，留美学生归国者那时已不少，何以那些高官名流独愿意与他往还？在他自己，或者以为全凭个人的本事。

这当然也不错，没有本事，何能到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