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后一点或者还可商榷。

因为胡适在中国本来就是鼓吹“引车卖浆者流”

的文学的，反推到美国，当然正是那排行榜上的畅销小说。

夏先生以为胡适的外行话有失“我国新文学开山祖师的身份”

，殊不知对胡适来说，这不是“文坛”

还能是什么？美国人本未把一向替他们大说好话的胡适十分看得起，当然也不曾接受胡适的文学革命观念。

但胡适有时也能斗胆指出洋人的不足（比如他就曾以为社会主义代表世界新潮流而洋人竟然没有看出来，详后），何况他最讲究“前后一致”

，此时是否恰以中国“新文学开山祖师”

的眼光在看美国文坛，亦未可知。

有可能反是夏先生误解了胡适呢。

不过，胡适虽好名但有分寸。

他留学时在墙上挂有“汝果不敢高声言之，则不如闭口勿言也”

的英文条幅。

他以为这与孔子所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同义。

胡适自谓他演说论学，都以此为准。

“虽有时或不能做到，然终未敢妄言无当，尤不敢大言不惭。”

可知胡适即使在“有时或不能做到”

时，也还是有分寸的。

大致如提前使用博士名衔，与实际也差不了太多。

唐德刚先生在谈到胡适不能从政时，曾“坦白”

地说：“胡先生也并不就那样老实，不过他始终没有不老实到做政客的程度罢了。”

的确，民初的中国，因为传统的道德节操等俱在批判之列，政界的风气每下愈况，在那样的情形下，议政还可以，直接干预政治实非胡适所能。

若与许多时贤相比，胡适的风范，“也就是百年难一遇的了”

。

[8]

1961年，胡颂平奉承胡适说真正够得上当他秘书的只有两个人，即丁文江和傅斯年。

胡适说：“这都是瞎说。

他们两位的学问比我好，可以当我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