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呆着，不知如何是好。

左起站者：从纽约赶来的黄秋虹，青岛读者刘正伟和他的女友，江苏诗人仲青，广西读者胡范贵，镇方委派照料先生的黄帆；前右坐者：小代。

这是我第一次领教重症病室，满室器械，无能识别，有如陌生的刑具。

环视种种光洁簇新的部件，我悚然起栗：不因为濒死的先生，而是那些器械的现代感。

没有退路了。

先生已入绝境。

他的昏话一点没错：四十年前的囚禁记忆将他领来这里，他又被单独“关押”

，再也出不去了。

当值大夫，一位和善的中年人，走来与我说话，清楚地重申：医生无权出外行医（当然，病患也就无权离开这里）。

如果坚持将老人送回家，可以的，所有插管拔除后，最快，病患会在十分钟内死亡（何其雄辩的科技）。

像是只为弗里德的恳求，我斟酌词句，勉力申辩着，一面想象先生被抬过室外寒风，塞进汽车，运回乌镇……大夫平静地看着我，显然知道先生没有子女，我是那个做决定的人：下一步措施是切割喉部气管，直接吸取积痰。

十二楼病房此刻在记忆中多么温存，我们昼夜进出，说话，小桌上放着水果、暖瓶、花，抽屉里存着先生的手表和换洗内衣……重症病室与人间绝对隔离，不见任何日常用品，除了机器。

“《红楼梦》……”

十几天前先生喃喃嗫嚅。

现在我凑近叫他，不再指望回应。

他的假牙被取走了，人中与下巴瘪缩凹陷，凸起的下颚又长出纷乱白须，因微弱的残喘，不可觉察地起伏着。

除了插入鼻孔的细塑料管，他的张开的嘴含着另一支此前我没见过的粗管，被两条交叉横穿的白胶带固定着，胶带两端划过面颊，触及双耳。

他的肩裸露着，我猛然意识到被单下只是便于器械直接触探的身体。

我俯看他，什么也不能做，顶多待五分钟就要让位给其他等候探视的青年。

先生不再是病人，而是平躺在机器间的展示物，不知道谁在床边，不觉知他自己。

三点半，探视停止。

众人回到十二楼齐集，站着，商讨是否切割先生的气管。

回家不可能了。

多么仁慈。

那机器房便是人的终点。

精确的科技如今确保人道，使病患成功苟延，苟延给家属看——这时，人道就是科技——我去到走廊与上海的呼吸科医生通话。

他确证切割气管只是寻常小手术，并以专业修辞暗示：是的，是苟延，不是救治，没有人确保病患因此不死而活下来。

十一号病室。

冬日斜阳。

先生的床撤除了。

我们站着。

倘若放弃切割气管，慈悲还是残忍？我不知道。

我不是医生，但医生等我决定。

半小时后，每个人嗫嚅着，同意放弃。

乌镇西栅临河民宿的二楼，昏暗静谧。

翌晨开窗下看，河面一小片一小片半圆形的微波，有如鱼鳞，缓缓转移着漂涌的方向——那年先生独自潜来故乡，临水自语：“这就是我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