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那天，不料自行赶来的陌生读者竟逾百位，签了到，不知谁是谁，也不知从哪里来，如何地来。

由各省市抵达浙江桐乡，颇费周折，便是就近从沪杭开车寻来，高速路也常会错过出口。

木心初到那两年，我曾几度迷失道中，累先生久等。

有位湖北来的大学生在追思会上说，闻知噩耗，他放下功课，从武汉坐十五个钟头火车来这里，怀揣木心七本书，一路读。

我又问人丛中另一位小伙子哪里来，回说是烟台，也从微博看到讣告，放下事情，上了火车，看他的孩子脸，顶多大学一年级。

那天，总有七八位年轻人不约而同说，他们读木心时正当高中。

高中少年，读得懂么？再想想，木心在茅盾书屋读古书、读洋书，也就十几岁。

下午的追思会上，乌镇外事导游沈晓玉说出一件中午发生的故事：林慧宜，中国台湾女士，上午随旅游团来到乌镇打听木心，要见先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她在对岸读木心，时年十六岁，此后与先生通过书信；二十多年来，自认水准远不及，不敢趋前见木心，其间留学德国，远嫁意大利，近时听说先生还乡了，决定寻来乌镇。

于是陪同告诉林女士：“老先生逝世了，上午是桐乡的葬礼，下午三点你来参加追思会。”

旅游团定两点离乌镇，中午，林女士走来昭明书院，独自默坐一小时——那一小时，先生正在熔化——离开前，她给导游留了自己的名姓与邮箱。

多像是四流剧本的廉价情节，然而确有其人，是真事：本月我来纽约侍奉老母，两位美国电影人在皇后美术馆又办了一场木心座谈会。

我早到了，出门抽烟，迎面撞见前来赴会的林女士，身边是异国的夫君，还有他们的小孩子。

她认出我，登时大哭，从包里取出木心给她的一沓信。

我原以为她是年少浪漫的女书生，谈下来，结果她去欧洲修的是康德与尼采，日后教的是美学，只为眼界学问长进了，能来见木心。

“他玩笑开得太大了！”

林女士哭笑莫辨地说，“自己走了，偏要招我那天来！”

木心的读者在哪里？木心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听说有人读他的书，他便夸口写篇《论读者》。

多年来，若是传过一两句读者的赞美——虽然很少，虽然很迟——他会长久记得，倘若话说得好看，他能复述如背诵，每次不会说错。

他说，他与世界的关系只在读者，但他不见人。

读者想要见他，也作难。

那天，几乎每一位不曾见过先生的发言者都说，他们想去看他，横竖不敢去。

守护病榻的青岛青年刘正伟，当初只为见木心，辞了工作，远来乌镇找份工，十八个月间每周骑了车绕着他的宅子转，不敢去敲门。

非要到他死了，读者这才来么？现在，上百位各地读者与木心在葬礼上会面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严寒，大晴，大告别厅门首悬起黑色的布幅。

一进门，隔夜新扎的十个鲜花圈分置左右，灵台周围全换了黄白色的新菊。

尚未进人的厅堂，寒冷空阔。